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赌，就再也没有赌的机会了，因为我惟一可做赌注的，就是青春。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了。

　　每当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我都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隔着几百公里的路程，隔着一年多的光阴，那个鲁中小城派出所里的年轻女警，竟恍然如在前世。

　　我蓬头垢面地冲了出去，就看见了我心爱的男儿，他站在北京晚春明媚的晨光中，一脸灿若骄阳的笑容，一如当年。在他身后的，是胡同里随地乱扔的垃圾和满地的泥泞与污水，我却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胡同。

　　再读《肃杀未名湖》时，我哭了。2001年寒冬，租住在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外新建的民房里，天花板上未干的石灰水也曾在夜半落在我疲惫的脸上，我那似乎永不停歇的梦被一阵刺骨的冰凉所惊醒，伸手摸摸，粘稠如血。

　　2003年9月1日，北京，我二十六岁生日，阳抱着一大捧玫瑰站在女研究生宿舍楼下等我，一脸温厚的笑容。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面不光有爱，还有感激。这个比我大八个月的男孩儿，这个与我相恋近八年的男孩儿，这个去年成了我丈夫，今年又成了我师弟的男孩儿，他脸上那些坚韧的线条，不知何时已然消逝。刹那间如同穿越时光隧道的我，不由不感叹时间的魔力……

　　七年多以前，山城重庆，也是在我宿舍楼下，也是在这样裹了雾色的月光下，我也曾想用我纤柔的手指去轻抚阳年轻的面庞，但却无法真的爱他。那时候的我，喜欢一种叫做感觉的东西，不喜欢性格粗犷、不拘小节、与我格格不入没有默契的阳。那一年，我还不满十九岁。

　　二十岁的鬼迷了心窍的阳，却从此用他海盗般的方式，拉着个口口声声说不爱他的女孩儿，一晃就是三年。那时侯的我们，不知道要设想将来。很快，那段近乎于无忧无虑、纵情恣意的日子，就在我们肆无忌惮的挥霍中，化为了永不再来的青春。临到毕业，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无法像别的校园情侣一样风轻云淡地挥手道别，我们必须在一起，永不分离。而当我终于意识到这有多难时，才发现，我从未好好珍惜过的幸福，就像是手里捧着的水，眼见着它从指缝间一点点缓缓地淌出，心也随之一点点地碎了。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开始真正懂得什么是爱。

　　1999年秋，山东。为了能留住这捧水，我和阳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乡——鲁中的一个小城。他在法院工作，我在公安局工作，他们单位很快就分给他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这是当地很多人艳羡的生活，也是家里引以为傲的资本，在他当然也就成了佳人做伴好还乡的注释。可是，我并不幸福，我想离开，和他一起离开。我和阳都是那种从小就被亲友寄予了厚望的人，可是我们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遵循着孔孟之乡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对生活的要求就是稳定，而我却从小生活在宁夏一个思想前卫的移民城市里，这个城市里居住的都是些六七十年代来自祖国各地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没有根的城市，能飞的人迟早都会飞走。我从小被寄予的期望就是离开，将来去北京、上海或者出国之类。二十多年来，我始终是家人的骄傲，我身上萦系了太多人半生一世的爱与期盼，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也不能让自己失望，更不可能就这么放弃自己早已深入骨髓的信念与愿望。我无法接受就在这个闭塞的鲁中小城里，暗怀无奈与不甘地潦度一生，于是我决定考研。

　　阳对我是纵容惯了的，但我看得见他眼底的犹豫与无奈。我告诉他：没有你，我不会幸福；只有你，我也不会幸福。如果在考研与和你在一起之间，真的只能选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我可以兼得，我可以拥有圆满的幸福。

　　然而，2000年初春在宁夏，言犹在耳之时，我却得知自己并没能考上，这一消息将我二十多年的自信顷刻间击得片甲无存。即便是两年后，当我以诉讼法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时，那种自信也无法再恢复了，我隐隐觉得，这次打击对我一生的走向都将产生潜在的影响。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像我原来所设想的那样万念俱灰，我想我还有阳，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你是我永远的出口，我不会无路可走；你是我永远的退路，我不会无处可逃。

　　我将骄傲与虚荣揉碎、沉淀，强装欢颜回山东上班，在那个鲁中小城一所较大的派出所里做材料内勤，法律专业是一点儿也用不上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拼凑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材料和沏茶倒水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每回沏茶，看着杯子里袅袅升起的蒸汽，我都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一点点儿地蒸发掉，了无痕迹。由于性格天生随和、开朗、爱说爱笑，我很快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甚至疼爱，我至今仍深深地感激那些曾经在我人生的低谷中，给予过我无限关怀的人们，包括阳的父母兄姐。但我仍然觉得，除了阳，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除了阳，在这个城市里，我一无所有。我越来越依赖他，也越来越苛求他，我不能容忍他对我有丝毫的忽视或不满，我将上班时隐藏在不倦欢颜后的落寞与无奈，都变成了见到他后的歇斯底里。而阳，二十四岁的、被我深深爱着的却又不断被伤害着的阳，却用这个年代已经少有人用的死心塌地的方式，一直容让着、疼爱着、怜惜着我。

　　2000年秋，我再度报名考研，尽管一向支持我的所长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可局长最终还是拒绝同意在我的报名表上盖章。单位有单位的制度，我不恨谁，也没有理由恨谁，但我绝望了。我一直将目前的生活当成一种过渡，一种暂时的状态，所以才能积极地承受那些在我看来无意义的、琐碎杂乱的工作。可一旦知道这些都将成为我今后生活的常态时，一旦想到十年、二十年后，我工作上最大的变化，也无非就是从派出所挪进仅隔几条街的分局或市局大楼里，还是这杯茶，还是这堆材料，还是这样的人生，我的绝望就会从心底里滋生起来，并像荒草一样地疯长，纠结横亘在胸口，令我不能顺畅地呼吸。我对阳的爱与依赖也越来越演变成从这种绝望中找寻出口的动力，在那段几近窒息的日子里，我的爱情，就像是从坟墓里飞出的彩蝶，艳丽而张扬，四处狂舞。

　　阳的家人一再催促我们结婚，可我不愿在这种心态下走入婚姻，我们如此相爱，我们的婚姻更应了无缺憾。

　　2001年初，我和阳一起回宁夏过春节，在泰山火车站昏黄的灯光下，阳突然对我说：要不你辞职吧，我给你找个律所，干律师吧。我抬头看着他，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下子觉得整个火车站都亮如白昼，我几乎想都没想便立刻决定辞职了。

　　妈妈建议我继续考研，而且是像她同事的儿子一样专门去北京复习，反正辞了职有的是时间，家里也有条件供我继续读书。

　　我的父母对我的宽容是近乎于溺爱的，他们始终相信我对幸福的判断，他们总是毫无疑虑地支持着我的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根本不切实际的选择。因此，这么多年车来车往的辗转漂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放弃。对于生命本身，我始终都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无怨无尤。

　　可是，阳却用一筹莫展的沉默反对我去北京考研，他觉得这么做完全是在赌博，他觉得人应该过好眼前的日子，不应该为了某一个将来不知会不会来临的日子，而永远生活在准备状态中。他说得有道理，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赌，就再也没有赌的机会了，因为我惟一可做赌注的，就是青春。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了。

　　2001年5月，我辞职后，阳送我到北京。在阳高大的背影闪进出租车的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放弃了，跟他回去。北京傍晚陌生的街灯拉长了我的影子，也拉长了我的孤单，我独自一人舔着咸咸的泪水，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与凄惶。

　　后来，我和另一个考研女孩儿在学校南门外租了一间八九平米的民房，开始了我们用青春赌明天的考研岁月。

　　7月，北京街头，我梳着高高的马尾，提着一大袋考研书，每天中午的同一时间都站在炎炎的烈日下等公交车。因为早晨的考研班早就爆满，我只好报名参加了下午的班。2000年那个阴冷晦涩的考研冬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疼痛，在北京炎炎烈日的炽烤下，竟然渐渐平复，如烟散尽了。

　　考研战友们都说我看上去总是精力充沛，衣着光鲜，好象没什么压力，一点儿都不像考研的样儿。可是，我二十四岁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辞掉了阳的父兄上下打点好不容易才为我安排好的工作，而且已经失败过一次了，朋友同学要么已经在读研要么开始成家立业，父母一直都对我抱以很高的期望，姥姥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我怎么会没有压力？

　　然而，我就是爱着这样的日子，我就是爱着这样的充满了希望与未知的日子，爱着这样的充满了希望与未知的北京，更爱着这样的充满了希望与未知的自己。我有比别人更多的希望，我就应该有比别人更大的承受压力的能力。

　　8月中旬考研班结课后，我回山东呆了半个多月，直到过完二十四周岁生日，阳才放我回来。十一长假，阳又来北京看我。思念的啃噬让我们都无法像当初约定的那样互不干扰、心无杂念。

　　11月，我精力充沛、衣着光鲜的日子随着考试的逼近终于彻底宣告结束，开始整天裹在阳十一买给我的一件黑色灯心绒长大衣里，早出晚归，行色匆匆。11月中旬，我和同伴神经紧张，如在弦上，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得过且过地忍受苛刻房东的大呼小叫了，于是决定搬家。可是，正值考研旺季，附近所有的出租房都已爆满，只有几间刚刚盖好、墙面石灰都还未干的新房没有租出去。但我们最终还是搬了，并着实因为新家的宽敞、明亮和自由而兴奋了好几天。新房不需要跟房东走一个门，我们可以自己拿着钥匙，自由决定早晚出入的时间，还点了一个蜂窝煤炉子，将阴冷的房间烤得如暖春三月。人就是这样，最艰苦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最容易满足的时候。即使如本文开篇所述，半夜被天花板上滴下的石灰水淋醒，我也不过就是擦了擦脸，掉个头，继续睡了。只是两年后，再读《肃杀未名湖》时，却有种似曾相识的疼痛，穿透时光的蛛网，刹那间向着我呼啸而来，让我无处可逃，泪落如雨。

　　2002年元旦，阳二十五岁生日，我回到山东，在家里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复习。2002年元月28日，我从考场出来，没有一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结果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3月中旬，我在知道成绩后攀着阳的脖子久久不肯松开，就像五年前知道英语四级考了优秀时一样。时光真如流水，而在我身边的，始终还是从前的那个人，一如当年，真好。

　　在山东参加完司法考试后，我立刻动身回宁。离家七年了，我从来没在外面过过春节，今年是第一次。父母倒是随时都可以去重庆或山东看我，但我两千公里外的行动不便的姥姥，七年来却总是望眼欲穿。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直到十一岁时父母才从另一个城市调过来。离乡在外的时候，我最怕想起的人就是姥姥。这几年，我总是来去匆匆，尤其是上班以后，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心情也一直不好。父母总是尽量什么都不问，生怕触碰到我敏感的神经，年纪大了的姥姥却每次都事无巨细地问个没完没了，被问得烦了我就发火，发过了又后悔，离开家就更后悔。我一直在想，等我考上研！等我考上研！！等我考上研！！！我以考研为借口，把所有我暂时做不到的和不想做的，都推到了考上研之后，包括对姥姥的孝顺。现在，我终于考上了。

　　爸爸妈妈和以前一样早早地就等候在了站台上，我下了火车，兴高采烈地向他们奔去，近在咫尺的时候，笑容却僵在了脸上，我看见妈妈满面泪痕，爸爸说上车再说吧，我的心便一下子沉了下去。到了车上，爸爸把我揽在怀里，话未出口，已先落了泪：锐锐，锐锐，姥姥不在了。……我没法写这段文字，两天了，一写就忍不住地哭。那是我心底不敢提及的隐痛，这世上最疼我的人，我永远见不着她了，永远。

　　4月下旬，我回到北京参加复试。

　　五一后，我在北京的两所民办高校作兼职教师，虽然只是份临时的兼职工作，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热爱并且适合的职业。每当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我都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隔着几百公里的路程，隔着一年多的光阴，那个鲁中小城派出所里的年轻女警，竟恍然如在前世。

　　5月，在得知我和阳都顺利地通过了司法考试时，阳决定考研。

　　5月末的一个晚上，阳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咱们婚了吧。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习惯用语，并不真的代表求婚，我和阳都以为我们会等到我研究生毕业后再结婚，可在那个有着如水月光的晚上，我却想都没想地就回答：好啊。话一出口，我才知道，结婚对于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计划，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在决定回山东的那天清晨，我睡意朦胧地接听阳的电话，他的声音如同直接穿过了万水千山，响在我的耳边，老婆，下来吧，我在你胡同口，不知你住哪间房。我蓬头垢面地冲了出去，猛然看见了我心爱的男儿，他站在北京晚春明媚的晨光中，一脸灿若骄阳的笑容，一如当年。在他身后的，是胡同里随地乱扔的垃圾和满地的泥泞与污水，我却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胡同。

　　2002年9月初，开学，我看着挤在人群中陪我报到的阳，心里在想：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是我陪着他报到，该有多好啊。

　　2003年8月末，还是北京，还是夏末秋初，还是拥挤的人群，只不过这一回，是我陪着阳。

　　作者小传

　　1977年9月出生于宁夏的一个移民城市，我的每一步选择都可以从这个没有根的城市里找到溯源。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习惯于互相打问：你是哪儿的人？在我人生的前十八年里，我一直都说：我是吉林人。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吉林人，尤其是小的时候，每次看到电视上演东北，年少的我都激动得不得了，喊着爸爸一块儿看老家。八岁那年，我离开宁夏远赴山城重庆，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站在异乡炎炎的烈日下，有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时，我却突然回答：我是宁夏人。十八年来我在宁夏从来没有机会和理由这样回答，站在了异乡陌生的土地上，我才有机会弄明白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我选择了离开，可我的眷恋永远系在我来的方向上，我的根就留在那个没有根的城市里。此后的经历，都写在前面的文章里了，不再赘述。我将所有的身份证都保留了下来，一共四张，宁夏的、重庆的、山东的和北京的，文章可以作为纪念，信物也可以作为纪念，而对于我，身份证就是纪念，纪念着永不再来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