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在一起聊天，大谈人生理想、学业爱情，以及狗年计划。“今年有什么计划？”这句话几乎取代“吃了没？”而成为见面的问候语。今年有什么计划？我问我自己，在这个孤单而充实的寒假里我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还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四年一定要塑造一个人出来，父母的心血、自己的青春年华，岂能糊涂的浪费。本科后的我，已经是一名研究生，也许在我的大学同学看来，我已经成功地塑造了自己，但是每当我对着镜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却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我想要塑造的自己。我希望的本科后的我，可以独挡一面，不用依靠父母，进入在事业的轨道上，渐入佳境。最重要的是，独立。

       奋不顾身考上研究生，却使自己彻底地陷入依靠状态，依旧是一名纯消费者。我爸爸说这是智力投资，你不用为此而内疚。我爸爸还说，这比投资做生意划得来，等着出人头地的我孝敬他。我想，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在父母亲戚甚至整个家族的关注下长大，我们汲取了父母过多的心血，后果是我们承载了过多的希望，也承载了过多的压力与责任。

　    终究，我没有将研究生就业的严峻形势讲给我爸爸听，在我爸爸眼里，他的儿子现在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毕竟，出一名研究生，是我们祖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

　    认识一个研三的老乡，寒假的时候他邀我进他寝室坐坐。一进门，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与紧迫感。悠闲的假期，师兄老乡正在搜索全国各地公务员的招考简章。他说，中央的那次，失误而没有通过。我问他，怎么样吗，你们这一届的形势。“很差”他说。他的简明扼要的回答使我不敢再问下去。压力与紧迫这个时候涌上顶峰。他的一个同学进屋来，也要到他电脑上查公务员的招考简章。他们分析了各地的招考时间后，他同学说：“那我们可以接着干。”接着干，就像围棋比赛里的车轮战，辗转全国各地，放开膀子大考一通。

　    我对细节感兴趣，而且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我终于问了师兄一些细节。我问他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把工作定了下来。他说只有几个去华为的定了下来，其余的都在找。有人可以进华为，证明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师兄姐，还是很有前途的嘛。

　    我看到师兄老乡书架上只有可怜的几本书，我对这个现象比较感兴趣。我感叹地问他这就是研究生三年所有的书？“三年就这么混过来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师兄似乎带着一丝愧疚。我佩服那些平时不看书而能通过考试的人，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人，当然如果这次考试没有挂科，那我现在还是这样的人。

　    后来与师兄的谈话使我明白虽然师兄没有拥有过多的书，但是看过的书不少，两个地方成为他的书源：图书馆、同学的书架。

　    到这个时候，我的新年第一个计划出来了：少买书。师兄的经历使我相信那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年，我决定连任课老师指定的教材也不买了。

　    我带着极大的野心来到这里，幻想自己是一名专心于法律领域的高材生，可以卖命地学三年，可以成为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专门人才，然后遇见风雨过后的灿烂阳光。

　    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是教育部给我们的定位，从目前的事实来看，这个定位只能概括为教育部极不负责的一厢情愿。尊敬的方院长在他的《中国法学教育观察》一文中说过：中国的法学教育从来都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中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关系。这句话后来被所谓的法学论文频繁的引用、或者抄袭。方院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法学教育的软肋。方院长说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是指法律教育不传授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它不保证学生在毕业时拥有实务技能，它顶多保证学生毕业时具备一定的法理认知，甚至这一点也只有优秀的大学才能保证。           

　    我们的法学教育不传授我们法律实务技能，因而可以理解用人单位对应届生的不屑一顾。一名教授在一篇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