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大师应该编著一流的教科书，一流的教科书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经典。打造精品课程，就要引入竞争机制，提倡和鼓励优秀教师写教科书，同时要给优秀教科书的作者充分的尊重和褒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据说这是国内第一套专为文科硕士研究生编写的学术入门指导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我国研究生教材的空白。有媒体记者与编写这套丛书的发起人葛兆光教授对话，葛教授语出惊人：“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书。”“一流的学者最应该写教材。”这两句话，我深表赞同。

　　大学教科书是大学课堂里的“剧本”。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最关键的前提是有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教师最核心的基础是用高质量的教科书。因此，大学教科书在教书育人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书

　　关于大学，人们最乐意引用的一句名言是：大学者，大师也，非大楼也。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而且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举目四望，多少大学在圈地划块大兴土木，新的大楼拔地而起如雨后春笋。大楼当然也很重要，所以大学要搞基本建设，然而大师呢？大学还有更重要的“基本建设”，就是培养大师。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一个重要途径正是编著教科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认识了经济学，从德鲁克的教科书中认识了管理学，从科特勒的教科书中认识了市场学。萨缪尔森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鲁克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科特勒的市场学教科书被奉为市场营销的“圣经”。他们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师，都因为编著教科书而名扬全球。大学因为大师而出名，大师因为著作而出名，著作如是教科书则能大大出名。记得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出过一套由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其中许多名著就是教科书，比如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潘序伦的《会计学》，等等。

　　大学教科书，是专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总汇，既讲授基本原理，又介绍学术前沿动向；既能引人入胜，又能发人深思。编著教科书的作者，应该是这些专门领域高屋建瓴的专家。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25年中连续出版13版，发行了1800多万册。我们常形容有些著作“十年磨一剑”，他更是几十年磨一剑——用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断改悔”。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能写出经典的教科书。这印证了“一打著作比不上一本好教科书”的论断，也说明了“一流的学者最应该写教材”的道理。

　　优秀的教科书就是学术的丰碑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当然是教学质量。用什么标准衡量教学质量？现在的大学评比、排行设定了不少指标，有的是经济实力的化身，可以用钱换来。但我们容易忽视“软实力”，它虽是“软”的，却实实在在——你有没有、有多少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被公认和采用的教科书？那是真正的学术水平，那是教授长期积累、智慧心血的结晶。我看大学排行榜应当把教科书作为一项评比条件。编著出优秀教科书，应当作为重大学术研究成果。优秀的教科书，兼具权威性、专业性、创造性、前瞻性、连续性等特点，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强烈的渗透力，因而不断再版又不断更新，经久不衰。有的教科书成了常青树，已经出到17版、18版，还在继续修订。有的大师，一辈子就是和一本教科书作伴。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编著经典教科书是影响几代人、造就千百万人才的基础工程。

　　但在现实中，无论思想认识，还是制度安排，以及实际运作，都存在误区。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教材可有可无，用与不用无所谓；或者即使用了教材，老师是不是按照教材讲课也无所谓。与此同时，许多大学教材质量一般甚至低下，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结果就“似曾相识”。据披露，全国的《文学概论》有几百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正因为低劣教材泛滥成灾，搞得教材“名声”不好，所以不少大学规定，在考核中，教材一概不能算学术成果，评职称要凭论文和专著。又正因为教材哪怕再优秀也不算数，所以许多老师对编写教材不感兴趣、不当回事，导致了教材质量徘徊不前，并且品种不全，比如开展“通识教育”所需的经典选读教材匮乏。还有，现在强调培养国际化人才，所以鼓励采用原版教材，出发点很好，但照搬照抄、囫囵吞枣，往往脱离实际、食洋不化，学生一旦拿来应用，对不起，水土不服。

　　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大师应该编著一流的教科书，一流的教科书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经典。打造精品课程，就要引入竞争机制，提倡和鼓励优秀教师写教科书，同时要给优秀教科书的作者充分的尊重和褒奖。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