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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学经常问到：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什么区别？这里找到一篇张骏德教授的文章，尽管本文发表日期较早，但大家还是不妨参考一下——

新闻学曾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之一，而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以后，与新闻学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国的情况又有些特殊，无产阶级新闻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1956年以后西方传播学陆续传入中国，给中国新闻学带来了冲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学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改革动力。目前，中国的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与中国的新闻学互相交融，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研究本课题之前，有必要把传播学与新闻学的概念弄清楚。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①而社会传播包括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类型。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信息和新闻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的科学。②它包括了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以及边缘性新闻学等。

传播学产生于美国，比较科学的说法应为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独立的学科；而美国的新闻学早在19世纪末就已完善。传播学在20世纪中叶形成新的学科，正是适应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并扩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传播效果，而新兴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又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正是上述多种学科的交*与发展，导致了传播学的建立。③可以说，上述这些学科都是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学科，新闻学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学科。而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其它学科、包括新闻学的发展。例如在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增加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课程与传播效果、受众调查等研究课题，并引进了传播学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与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论和知识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与渗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闻大学》编辑部曾邀请复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学理论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构成，传播学与新闻学产生了巨大的区别：④

1. 二者的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报纸的四大块——新闻、评论、广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块。广告研究近几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电视，只研究其新闻部分，60%以上的娱乐节目不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广播亦然。而大众传播学对6大媒介的全部内容都研究，领域要开阔得多；

2. 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媒介内部的规律，而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即效果研究，这部分约占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逻辑推理为主，以某个理论为依据，推导出很多理论，属于直观式研究。至于大众传播学，我们对批判学派介绍很多，因为我们的思路、方法与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问题、阴暗面。但不能因而误以为批判学派占有主导地位。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是实证学派，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批判学派。

4. 二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大众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很多，涉及的学科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流派繁多，观点庞杂。可以说哲学有多少流派，大众传播学就有多少流派。相对而言，新闻学的学科背景比较单一。这是不利于它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那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形成了共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二、对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部分是党报理论，有关党性、真实性、思想指导性、战斗性、群众性等原则都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的，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好传统。这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与原则至今仍是我们办报（台）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方法。问题是要不要引进、能不能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斗争实际上一直不断：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就已开始翻译、介绍传播学原理与知识。可惜不久的反右斗争，使这种翻译、介绍中断。

7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研究资料》又翻译、介绍传播学。随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与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宣伟伯相继到复旦新闻系作传播学讲座。传播学开始在我国流传。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种认为西方传播学是“精神污染”、“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潮泛滥，对传播学的研究又进入低谷。以《新闻大学》杂志（季刊）发表传播学论文的数据为例，从1981年创刊至1987年间，14期共发有关论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间，20期只发有关论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间，32期共发有关论文64篇。显示了中间的低谷现象。

直到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以后，上述这种思潮才开始消退，但还继续存在。

三、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起了什么影响与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

首先是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政策、舆论监督，沟通情况、传授知识、文化娱乐等多种作用。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广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次是受众观念与传播效果理念。新闻要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新闻只有为受众接受，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受众不需要的新闻，没有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不是新闻。办报办台，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新闻要努力加强与群众的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这些先进理念推动了报纸改版与电台电视台栏目改革。

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馈机制的引进，都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开拓性的推动力。

这些观念、理念、模式、方法不仅没有与我们传统的办报办台理论与原则发生冲突，而且相融、相补充，其中一些受众调查与传播效果研究的方法还成为我们改进新闻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

传播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把关人”学说、媒介研究、社会功能理论、传播符号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都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思路与课题。传播学反过来成为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

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广泛，涵盖新闻、信息、宣传、广告、公关、文化、娱乐等各种传播现象，并与经济、政治、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交*；研究方法多样，综合采用了思辨、实证、定量、定性等各种有效方法；研究意义重大，适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传播学理论与知识，已是全球信息化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必需。本文结尾不妨讲一个故事，活跃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据媒介报道：⑤某大学教授为推广魔芋种植，帮农民脱贫，数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独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户宣传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干部宴请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东道主若不收这钱，他就不吃……他常年离别妻女，离别大学讲坛，带走多年的工资积蓄，常年流浪在穷乡僻壤。风霜雨雪磨砺着他那早已皮包骨头的凄惨病容。不戴眼镜，他像要饭的盲流；戴上眼镜，他像混饭的骗子。任凭他出示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很多村民还是拒绝接待他。何况教授不在大学好好教书，拄着打狗棒，到处探头探脑，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钱财失，只好沿途乞讨。最后腿被蛇咬，教授差点死在破庙中。

这个教授似苦行僧，是书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传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众传播的道理，先出书，或在报上、电视节目中亮相，讲解他的魔芋脱贫效果，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他懂得组织传播的道理，依靠当地党政领导，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科研成果，情况也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关系与人际传播的道理与方法，横向联系各路投资者与志同道合者，组建一个魔芋开发公司，再来一个典范示范，面上开花结果，就像袁隆平种高产杂交水稻那样，那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为知识经济的带头人了。可惜，他什么好办法也没采用，还是用小生产的那一套，当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可见，传播学成为基础学科，决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应在中国“本土化”，进一步普及，从书斋与课堂上解放出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传播学的道理解决中国信息传播中的种种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注释：
①引自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②引自余家宏等《新闻学词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③引自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④引自《本刊编辑部召开学术研讨会》一文，《新闻大学》1996年秋季号第4页。
⑤引自童牧野《沉重与轻松》一文，2001年10月23日《国际金融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