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垠退学一事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后，事件已经脱离了王垠的个人行为，而演变为一场制度之争。有学者认为，在许多高校或科研机构，畸形的培养体制使研究生已成为“泡沫人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给他们一个创造的空间

宗原如

博士生是高端人才了，当然需要理想。

博士研究的是高端课题，当然需要钱。

问题出来了：当对钱的追求超越其他，读博士成了功成名就之路，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最初的理想？

学术与利益挂钩或者无可厚非，毕竟任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化为生产力，产生效益。但学术被利益(或者金钱)完全操纵就成了问题。爱因斯坦鄙视那种死命钻研、没有人文精神的科研人员，称之为“技术狗”。但在当今拜金潮中，怕是连技术狗都罕见。

在采访中，27岁的在读博士生齐庄告诉记者，他曾在2003年到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中文系研究生研讨会时深感耻辱，新加坡、日本等国及一些地区的研究生根本不愿和我们的学生多作交流。“他们说，我们学生的论文几乎毫无创见可言，少有价值观点，无非是在堆砌文献上下功夫罢了。”

在一个用论文指标和商业利益束缚自由创造的环境下，能指望博士生惊才绝艳？这一潭学术消费的氛围，或许难见“原创”精品？

王垠？齐庄称，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感觉这位同学带点理想主义色彩。不想去猜测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际关系如何，重要的是他羡慕普林斯顿那种自由探讨、为学术而学术、自由而宽容的氛围。王垠“死谏”博士培养制度，他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挤出一点腥红的泡沫，试图触动一些人、刺痛一些人、警醒一些人，这种行为本身已超越了性格问题的范畴。

王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当学术消费主义高于理想时，我们便离创造力枯竭不远了。

水木清华风乍起 王垠退学，引发同学、网友纷纷点评

在水木清华BBS上，关于王垠退学一事的争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记者昨日在该论坛上看到，清华大学的博士在这一事件上明显分成了“挺王”与“贬王”两个阵营。

王垠的一位同学认为，人际关系差是王垠退学的主要原因：“他就是个神经病，上大学军训时就要退学，而后是宿舍不好也要退学，到最后自己写的文章发了也要退学。从他写的退学申请可以看出他和本科的同学相处得也一般，已经是被当作异类了。试问水木上的各位，大家是这样的人吗？”

不过，有更多的帖子是在为王垠惋惜。一位网友发帖称，“博士生就是搞科研的高级民工，大小老板就是搞科研的大小包工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气候决定了小气候，现实主义压倒了理想主义。”

另一位网友则奉劝王垠：“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么就应该学会适应它。”他举自身例子称：“我在清华读博4年，感觉非常辛苦，甚至也有过退学的念头。由于所做的课题理论水平不高，前三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最后一年，为了应对严峻的毕业形式(形势——记者注)，我在3个月内拼凑了18篇论文，虽然感觉这些论文不过是一堆垃圾，但结果全部被接收发表，后来其中三分之一被所谓SCI、EI正式收录，由此我得以顺利毕业，而且还被授予了一份高额奖学金。表面感觉还挺辉煌，仔细一想，自己都脸红。没办法，我也是为了适应这一现实。”

如果从以上观点来看，王垠对清华的叫板便显得过于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垠以退学的方式叫板清华博士培养制度，与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影响相反的是，成都的大学校园却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

贬王派：

王垠是个过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

昨天，记者在对3个大学教师进行采访时，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某大学政治学院教师詹黎(化名)本身也是从博士生走过来的。她说，如果选择在国内做博士生，就应该去适应博士生的培养制度，“我们必须遵循制度下的游戏规则。做博士生，就是要做学术研究，写论文。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不能回避的。”但她同时承认，许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确实是有问题，“但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我对王垠有勇气将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很赞赏。”她说，“当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主动退出这个培养体系也是一种正确选择。”

与詹黎持同样观点的是电子科大的年轻教师闵帆，与王垠一样，闵帆也曾是计算机博士生，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写论文的高手，在读期间，他在国际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就王垠对“清华博士生必须发表4篇论文”这个硬指标的质疑，闵帆说：“博士生本身就是搞学术研究的，其成果要通过论文的方式表达。如果只搞研究而不写论文，那他就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博士。”但他表示，一个就研究而研究的博士算不上博士，一个就论文而论文放弃研究的博士也算不上合格的博士。

闵帆同时也认为，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体系与国外的培养体系有一些差别，比如美国，只要导师承认你合格，你的论文发表在并非高端的杂志上也合格；而我国规定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发表才能得到认可，这是硬指标。虽然不是很合理，但在现行体制下，就必须遵循这样一个规则。“但从论文要求上看，王垠过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

挺王派：

博士生是“学术民工”抑或赚钱工具？

从水木清华的BBS上看，许多人对现行的博士生培养体制表达了强烈的反感，如同王垠在退学公开信上写到的那样，博士生是在为论文而论文，“导师招生是为了财源，而论文可以带来基金。”

这种反感在成都一位刚从某大学毕业的博士身上也体现出来。他告诉记者，在就读时，导师对某些论文根本就没有指导过，“在署名的时候还须把导师的名字写在第一位，论文作者本身成了第二作者，如果不这样，就担心自己过不了关，这是不是一种学术腐败？”

不仅如此，导师在缺乏应有的指导前提下，不断让学生写论文、发表论文，而留给学生自行研究的空间非常狭窄。有学者认为，对博士生的定位偏差，也导致了博士培养的失误，部分教师不但忽视对博士生学术和研究能力的系统培养，甚至视之为“学术民工”，所有的学习过程，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者是替导师争取经费完成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垠的选择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案。

电子科大博士生导师周明天对“导师将博士生当成学术民工”这个说法并不赞同，他告诉记者，通过申请的任何基金，导师与学生都会进行合理分配，导师从来没有把学生作为赚钱的工具，“如果一个课题是博士生为主的，这项基金学生会占大部分，博士生是为老师赚不了钱的，其实在硕士阶段，学生为老师赚钱的机会还多些。”

周明天对记者说，王垠的退学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那是因为他所在的是清华，就清华这个地方就足以成为一个焦点，更不要说是在这里发生的事件。”

个案

论文带来的烦恼

状态：采取非常手段发表论文

进入大学当上博士生还不到半个月，齐庄原有的几分优越感几乎已丧失殆尽。

27岁的齐庄于2003年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又用整整一年时间复习考博，今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不过他很快了解到，今年他所在学院总共招收的博士生居然有100多人，已经超过当年他读本科时系上招收的新生数量。“这也是大势所趋。再等几年，恐怕膨胀速度会更快。”齐庄半开玩笑地说，成功考博之初他还有几分精英心态，但现在已烟消云散。

扩招博士生对那些在读博士生来说，更迫切也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完成论文指标的难度随之增大。“这是我看了‘王垠事件’后的第一个感触。”

齐庄告诉记者，按照有关规定，他所在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发表1篇、或在CSSCI发表3篇论文，否则不能启动毕业论文答辩程序，自然无法获得毕业证。“国内权威核心期刊也好，CSSCI也好，能供你发论文的平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博士生的数量逐年递增，人人都必须要发表足够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供求矛盾，僧多粥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齐庄说，理工科学生面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发表论文”和“搞好课题”成了在读博士生围绕“获取学位”这一中心工作的两个基本点。

完成论文指标的难度究竟多大？齐庄略一沉吟，坦然告诉记者：那得看你采取什么手段。他说，一些大学里的研究生通过购买刊号等手段来发表论文已不是新鲜事。“比如某高校的学报是CSSCI的来源期刊，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也算完成论文指标。这样一来高校的学报就成了抢手货，研究生可以‘集资’购买学报的增刊号，把几个人的论文往上面一塞就OK。”齐庄说，这样的刊号一般几千块钱就可以摆平。对于完成论文指标的同学来说，不失为一条捷径。

“总之，因为研究生扩招等原因带来的论文指标压力剧增，促成了一种场外竞争。这种竞争不但没有提高学术质量，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后果，比如真正有质量的论文反而被忽略了，等等。”齐庄认为，从王垠的文章看来，他断然退学或许跟这方面的情况有关系。

专家访谈

部分高校在用学生搞政绩工程

王垠的退学事件反映出今天博士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先生的统计，今年春季，我国在学博士生已达14.35万，培养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在美国，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2所，超过600人的也不过6所，但是我国已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人数超过1000人，最多甚至达到1400人。

王小琪(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

“王垠事件”引发出的问题不止停留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同样如此。“特别是硕士生，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学好专业课，为以后的学科研究打好基础，再辅助导师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研究生们不停地在导师的安排下写论文，并要求必须在何种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这是一种畸形培养。”

他称，连基础都没有打好就去写专业论文，写不出来，只有上网抄、去下载，“舍本逐末，怎样谈得上培养人才，这只会培养‘剽客’，为学术研究笼罩上一层腐败的阴影。”

王小琪告诉记者，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不正常现象，是由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攀比风”造成的。“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我校研究生一年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学校将这些成绩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王小琪说，高校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人才“泡沫化”。“人才‘泡沫化’带来的结果是给社会发展带来障碍，因为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出来的人一定程度上算不上人才，发挥不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他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进行“缩水”，改变就论文而论文的培养体制，让他们从虚无的领地里跳出来，给他们创造空间。他认为，王垠退学虽是一个个体行为，但能给群体一个警醒，“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了，不要再让学生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要给他们一个完善的人格培养土壤！”(记者：邓晓洪 宗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