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以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争论。有些读者批评我对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有“虚妄的优越感与偏见”，虽然有抽离我原文问题语境的诸多误解，不过，假如其中的个别词句客观上无意伤害了他们敏感的自尊的话，我依然愿意表达我真诚的歉意。

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从他们的素质而言，都是聪明的人才，但四年的本科应试教育，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活糟蹋成了考研机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究竟是谁之罪？

大家都公认，这一切完全是由不合理的应试制度造成的。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几年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其背后的生产机制究竟是什么？它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结构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功能？令人困惑的是：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

我在上一篇评论中提到的阎云翔教授，最近在一个访谈中，分析了中国的全民学英语运动。他发现，英语在中国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功能：通过英语考试可以向“上”流动。英语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阎教授的上述看法，完全适用于应试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功能分析。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面底层精英们有机会往上流动，通过制度的安排让精英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级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社会里，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具有形式合理性、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不过，这一形式公平的应试教育，在实质上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封闭在圣贤的思想中，缺乏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新的应试制度，同样在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以城市和沿海为中心、农村和内地为依附的等级性社会，在学历认同上是通过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文凭体制所安排的，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为了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而在美国，许多州一级的大学、学院，乃至社区学院，具有与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学生们不必非通过升入常青藤名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在中国，不仅国家重点与地方高校存在着这样的同质化的等级性网络，而且也将这一等级性关系放大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不少考入国内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学四年将目标定位在出国，专攻托福、GRE这类洋应试工具，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我在国外，不止一次听到教授们对某些中国留学生的抱怨。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教育建制，还是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网络，地方院校－211高校－重点大学－985高校－欧美大学，这一金字塔型的结构形成了诱惑学生们往上爬的阶梯。越往上走，越能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过人上人的生活，并拥有为人的尊严。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与欧美大学之间，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形成了可换算为未来实质性收益的等级性关系。这样的等级性关系，不仅通过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学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应试实践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让我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