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很忙，学生一年只能见一两次面；导师“交际”很广泛，学生成了这种“交际”的间接雇工；导师出国了，学生只能自己“导”自己……


　　新闻前缀


　　2004年2月，因不满博导王永成教授将其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在经商活动中谋取经济利益，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9名博士研究生，联名上书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经过9名博士艰苦卓绝的斗争，学校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尊重学生的意愿，同意将他们转到其他导师名下。该事件对中国现行高校教育体制造成极大冲击。


　　2005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以《不满为导师“打小工”一研究生退学》为题，报道了一位由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联合研究院和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培养的2003级研究生，提前结束读研生涯，炒学校和导师鱿鱼的事件。据这位学生讲，导致他退学的直接原因是导师要求他参与没有科技含量的项目内容。


　　“对于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来说，要下决心善待您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等，不要让他们成为数据的奴隶。要积极推进他们的工作，将他们未来的职业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前。保证他们能够像您一样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新年。”这是2004年最后一期《自然》杂志社论向科学家提出的5个新年期望之一。“导师应善待研究生”被《自然》慎重地列为2005年期望之一。


　　近几年来，研究生就业“寒流”一年比一年强劲。那些当初考研时心存梦想的学子们，回首来路，却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读研3年，究竟学到了什么？很多人开始清醒并重新审视读研生活－－审视导师以及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体制。


　　4月初，记者对省城几所高校进行了一次调查，近距离触摸了研究生的生存状态，感受了他们的种种无奈。


　　现状一：1个茶壶vs30个茶杯


　　2003年9月，毕业于一所理工大学的本科生李楠（化名），成为省城某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让李楠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日子是如此郁闷……


　　李楠的导师是圈内有名的法学专家，李楠报考研究生正是奔这位导师而来。和李楠一样慕名而来的人不在少数———三个年级，这位导师一共带了近30个学生，这还不算在职研究生。


　　李楠借用民国初年大儒辜鸿铭著名的“茶壶与茶杯”理论，比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生多师少”的严峻现状。“一个茶壶同时给养将近30个茶杯，怎么可能？按照正常情况，一个导师一届带3个研究生正合适，最多5个，也就是说导师每年带十来个研究生，才能保证研究生的学术质量。”李楠困惑地说，“茶壶装水再多，配置的茶杯数量也得有个限度。也就是说，导师精力毕竟有限，他的学术水平再高，也得有时间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并且指导学生实践啊。”


　　李楠的困惑并不是没有现实根据。从入学到现在，李楠和导师正面接触的机会只有两次，一次是确定研究课题时，导师给了李楠一个方向。而另一次，是李楠向导师主动请教一个学术问题。


　　导师名声在外，社会上来找他打官司的人很多。除了应付学校里的一摊子事儿，李楠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进入研二，导师给他们带一门专业课，可这门课一般是不上的，上课的时候，导师会让干部通知他们。“在导师眼里，很多案子人命关天，也关系着导师的经济利益，自然比给我们上一两节课重要。”


　　李楠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她都快忘了自己为什么读研了。
现状二：课题雇主vs廉价佣工


　　和李楠的郁闷相比，硕士毕业在即的黄博（化名）却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2005年4月9日，在省城某理工大学的一幢学生公寓里，黄博神情沮丧地给记者讲述他读研究生3年的无奈。


　　“我是土木专业的研究生。入学没多久，导师就给了我一个课题，让我设计一个超市的框架，我挺高兴，觉得导师很器重我。读本科的时候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课程设计，我很快就把超市的设计纸给了导师。导师提出来几点修改意见，我按照他的意改完之后，导师把设计纸拿走了。一连好几次，导师都让我设计类似的小超市、小楼房，或者小厂房，但这些和我的研究课题毫不相关，而且是简单设计，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后来我才知道，导师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经常有一些社会上的人找他做设计，他觉得简单的或者自己忙不过来的活儿，就让我和其他研究生干，而且没有任何报酬。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个中缘由，干了也就干了。后来知道了这些，对导师表示出一些不满，导师就象征性地给我们一些报酬。比如做完一个设计，他会给我几百块钱。”


　　“由于导师在外面承揽的设计太多，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3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的研究课题没有做出任何成果。导师鉴于我们给他无偿干了那么多活儿，曾经透露说毕业的时候不为难我们，会让我们顺利过关。但是3年光阴就这样在无价值的繁忙中荒废了。”


　　黄博的电脑屏幕上，是一份简历表格，他苦思冥想，却无从下手。“真不知道简历该怎么写。3年时间，我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经历。除了一纸文凭，我一无所获。”


　　然而，“研究生学历”这面黄金招牌也并没有给黄博带来多大的好处。在人才市场上，读研3年远没有3年工作经验吸引用人单位的眼球。黄博说：“其实，我挺后悔读研的。”

现状三：没娘的孩子vs自己的主人


　　与李楠、黄博不同，在山大某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的赵维（化名）无奈里多了几分感慨。当年，考上硕士研究生时，赵维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所报考的导师正在国外攻读第二博士学位。所里安排他做导师出国前没有完成的研究课题，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其他导师请教。活儿安排下来后，他就开始了真正独立搞科研的研究生生涯。所里的“大老板”和“小老板”们只知道他在做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做。虽然遇到问题，他会主动向其他导师请教，可总有一种“后娘的孩子没人疼”的感觉。乐观的他权当自己锻炼了，硕士研究生读下来，独立操作项目的能力明显增强。


　　赵维没想到，读博士研究生后，自己仍然是“有娘似无娘”———导师在其他研究所担任行政职务，整日忙于行政工作，给他定下研究课题后，就把一大摊子事一股脑儿交给了他，还让他帮忙带两个硕士。面对工作压力，赵维的心里满是不平衡，“所有的硕士、博士都有人带，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可是既来之，则安之。他顶着压力、硬着头皮往下干。眼看着明年就要毕业了，他还有两个项目没有完成，文章也没有，更谈不上在SCI（注：美国科技信息所著名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首字母缩写，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是理工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一个重要条件）那样高水平的核心刊物上发表。


　　惟一让赵维安慰的是，这些年下来，他不等不靠不要，自己按着自己的想法做出了很多成绩，而不是仰仗导师的思路和帮助。虽然一直过着“没娘孩儿”的生活，但他却做着自己的主人。


　　记者手记


　　是对？是错？谁之过？


　　几天采访下来，记者接触到的研究生，无论是文科、工科、理科还是医科，大多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不满意。导师与学生之间简单的师生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已经蜕变，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研究生为导师老板“打工”。


　　一位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对记者说，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确实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但给导师“打工”并不全是坏事。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导师提供的资源，运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导师能在学生的帮助下，获得科研成果，提高知名度。本来应该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很多导师过分放大学生的劳务性工作，而忽视学生的主业———研究性工作，把学生变成赚钱的工具和廉价劳动力。在山西医科大学读研究生的张先生说：“我的导师布置给我的工作任务和我的专业几乎沾不上边，我每天只是给病人抄病例，办出院住院手续，学的东西在工作中完全用不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太原理工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生导师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是目前这种研究生教育体制弊端的外化。国家每年盲目扩招，导师成了香饽饽，尤其是热门专业的导师大有众星捧月之感。在某高校，居然有一个导师带了106名研究生。几年下来，这位导师能不能把学生认齐都不一定，谈何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国家鼓励导师开公司，办实业，导师所带的学生必然成为公司的劳动力。这是导师变相运用和掠夺国家赋予的公共教育资源，榨取学生的剩余价值。学生为导师“打工”也可以，但应该明码标价，把学生该得的报酬放到桌面上讨论。可是，在很多导师眼里，学生为自己干活天经地义。能给研究生些许报酬的导师，算得上是好的了。


　　针对目前的研究生生存现状，山西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孟紫强表达了自己的忧思：“这几年，由于本科毕业分配比较难，考研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年国家招收的研究生以30%的速度递增，可导师增加的数量却远远跟不上研究生扩招的步伐。‘生多师少’现象严重，导师责任心不够，队伍良莠不齐。当务之急是提升导师队伍水平。”


　　“任何一个研究所或者实验室，都应把研究生的职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本末倒置，把研究生仅仅看作打工仔。另外，很多学生读研的功利心太重，只想混得一纸文凭，为以后找工作添置一块敲门砖。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客观上助长了导师不重视学生情况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