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姜英爽

    北大教授贺卫方表示，“罢招”研究生是为引起对制度的关注

    优秀学生往往很难考上

　　我终于知道这个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而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十分失望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相信发表这封公开信是你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呢？

　　贺卫方(以下简称贺)：就在我发表这封信的头一天，我得到了有关领导最后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不同意做(招生制度的)任何改变，于是我就写了那封信。

　　记：就是说，你在发那封信之前，已经就招生制度跟学校里做过沟通？

　　贺：对。

　　记：回复在你意料当中吗？

　　贺：坦率说，并不是。不管是法律史专业的老师也好，其他专业的老师也好，都表达了一些对这种招生制度的不满。两三个月之前，我就觉得这些是必须要改变的，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记：你也说跟你有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必须改变，但是为什么做起来会这么难呢？

　　贺：可能是因为现在教育部倡导的导向跟我们所呼吁的正好是相反的。

　　记：为什么这么说呢？

　　贺：教育部的导向是强调研究生招生宽口径，更宽阔的知识的考察，不强调专业方面的考察。

　　记：实际上你的意见却正好相反，是吗？

　　贺：对。

　　记：这几年你觉得这种招生模式没有给你带来好的学生？

　　贺：这种方式可能给那种最优秀的学生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很难考上。法律史专业的考生数量不少，但是往往在这个方面越有积累的人，情况越不乐观。比如今年的考试，我们本来有四个名额，可是最后只有一个人是过关的。结果报考其他专业的三个考生调剂过来参加面试，面试的情况可以想见，全部被刷掉了。而有一些优秀的学生，曾经给我发过电子邮件，表示他们对法律史的兴趣，还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我看，文章也确实写得非常好，可是就是因为笔试没过只能放弃。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而导致我们名额招不满，优秀的学生又进不来。

　　记：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贺：非常非常遗憾。自己也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怎么样以一己之力促进制度的合理化，但是最后只能说是无言的结局。

　　记：到今年的时候，你终于“忍无可忍”？

　　贺：我一直以为，在2006年招生的时候，我们会改变这个方式，但是6月24日，我们最后决定明年的招考方式的时候，我终于知道这个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而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十分失望。

　教育产业化招人太多

　　博士头衔本是赋予终身搞研究教育的人，而现在部长省长们都来读博士

　　记：我去年也曾采访过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院长，当时他对我表示，他也一直在希望教师可以在研究生教育中获得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应该说跟你的观点基本一致。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公开提出罢招，作为你的顶头上司，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贺：他表达了非常理解的心情吧。我们都在感叹，现在教育大规模产业化，招人太多，导致的是有个性的、在专业知识中特立独行的人机会却越来越少。

　　记：你不喜欢太多人读研究生？

　　贺：现在的教育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要靠希望工程读完小学，可是学历方面却出现了大跃进。即使在西方，博士头衔一般都是赋予那些终身搞研究搞教育的人，可是现在你看看多少部长省长都来读博士。

　　记：有这种思想这种观点的人有这么多，为什么别人没有站出来喊罢招，而你却做了？

　　贺：(笑)这个你应该去问别人，不该问我。我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吧。对不合理的东西，对一个学者来说，他有一种义务，你要表达出自己对它的不喜欢，而不是忍气吞声。从大的方面说，国民的整体的一种表现，会塑造一种政府的形态，大家对不合理的东西不表达，你会给决策者一种误导，他们本来所做的是错的，却以为是对的，结果却是无益于社会的进步。再者我无官一身轻，孟子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就算个有点言责的人吧。

　　记：你觉得这是一种最恰当的表达你言责的方式？

　　贺：在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最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它，去进行一种协商，大家都不是真理的垄断者。

　　记：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足够理性吗？

　　贺：我承认我的公开信里有些情绪，这个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实事求是。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的这个方式比较激烈，甚至说是我撂挑子的一种做法。

带硕士仅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在设法影响一种制度的发展，这比每年招一个硕士更有意义

　　记：对一个老师来说，不招学生可能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贺：我的工作是多样化的。带硕士当然是我的工作之一，但是带博士和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上课都是我的常规工作。我还担任《中外法学》的主编工作，还承担了北大之外的很多工作，带硕士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局部的工作，我决定暂时停招，其他的工作我还会继续做好。

　　记：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贺：不，我在发挥着更大的一种资源的作用。那就是我在想方设法来影响一种制度的发展。我想这个是比每年招一个硕士进行培养更有意义的事情。

　　记：那么是不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达到这种目的，而这种方式又是否有用呢？

　　贺：要说婉转去解决，我已经婉转了太久了！

　　记：多久？

　　贺：从这个制度开始改革不久，我就发现了它的严重问题，我就在努力。已经两年了。当然最后选择这个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让大家知道这是错误的。有时候私下的委婉的方式也许能够做一些事情，推动一些改变；过分激烈的方式往往会引来对方对抗的情绪。但是我自己觉得，中国制度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约束和瓶颈，正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的“恭谨和缓”。民主的体制下，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可以不平则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很大方面反映在：社会中我们的声音正在趋向多样化。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恶恶。大家只有坦率地表达，才能最后换取对相关问题的一种关注，使得政府对有关问题的考量更加周全，决策更加合理。

　　记：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你觉得是吗？

　　贺：我觉得该对抗的时候选择对抗，但是同时也应存在妥协和合作，我追求的不是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说话的人总是显得偏激

　　记：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你都是一个非常敢说话的人，都在为一些问题而呼吁，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你偏激。你觉得你是个偏激的人吗？

　　贺：我一点都不偏激。我觉得我不是个很激烈的人。我只是说一个实话而已。偏激是明明知道一个限度只是到了50%，但是一定要说到80%甚至90%。我只是比较直言，而且我在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去做一个论证，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的说法和建议。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说话的人总是显得偏激。

　　记：你不怕因此而有人给你穿小鞋？

　　贺：学者就是这样的，学者就是一个学者嘛！如果我还是讲师、副教授，如果有人给你穿小鞋，会很可怕，现在我已经是教授了，我也不想做官，我就想做一个学者，无欲则刚，我现在已经看不到眼前还有什么适合我穿的小鞋了！

　　记：现在脚上舒服得很？

　　贺：舒服得很！我开学了还会高高兴兴去上课。还会跟北大的领导做一点交流。

　　记：你只是想用此来引起大家的讨论，推动这个事件的发展，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贺：现在时间还太短。

　　记：你觉得现在的反响如何呢？

　　贺：我还是比较高兴它引起了这么广泛的反响。虽然我在国外，但还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事情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当然，我也看到有人在说，我对保送生的态度有一些偏见。

并没完全否定保送生

　　110个硕士生，保送生占了40多个、而本校占到30个有失公平

　　记：你对保送生有一棒子打死的嫌疑。实际上有一些是很优秀的。

　　贺：对，有人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天才型的，一种是勤奋型的。这的确也提醒了我，我某些话说得太满。我并没有完全否定保送生，我只是对法学院110个硕士生，保送生占了40多个、尤其本校占到了30个这样的数字表示我的不满，北大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有些优秀的人在高考时候失误，本科没有读北大，可是他们同样优秀，我们应该为这些人梦想成真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大家都平等地考试。

　　记：很多老师都喜欢带出自北大清华的学生。

　　贺：我不觉的该倾斜本校。相反，本校有很多本科学生，他们努力的程度，对学习的珍惜，不如其他学校的学生。况且，我们没有必要把视野局限在一个学校，这样反而容易出现近亲繁殖。

　　记：你喜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贺：冯有兰讲过，成功的人有三个要素：才(才气)、力(努力)、命(机遇)。当然对不同行业的人来说，三个要素所占的比例不一样，对一个做学术的人来说，我觉得，他的天分和才气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我喜欢的就是有才华，有积累，有想像力，有良好的修辞学上的能力的学生。研究生考试怎么考出这个学生的才？既要考它相关的知识的积累，同时又一定要更加窄一点的考察，这个范围小了，就在深度有更大的空间了。人文科学中很多东西是没有确定答案的，我希望他有自圆其说的推理能力，逻辑判断能力，但这些东西不能靠十三门课的标准答案看得出来。

　教育制度出现了问题

　　如果太多老师热衷腐败，那么不是老师有问题，而是制度有问题

　　记：你理想中的招考制度是什么？

　　贺：我在公开信中也写了，我觉得过去的考试方法就不错。法学硕士的专业课考试由老师来命题。我一直觉得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招考制度应该有所区别，法律硕士注重的是应用，都是全国统一命题，我们已经培养了大量的法律硕士，但是注重研究人才的法学硕士专业课的命题应该是有更大自主的，应该跟法律硕士招考是有差异的。而且在这个差异化中，能够容纳学生更加个人化的一种追求，而不是由教育部一竿子定论。北大的历史传统和定位负担着很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学术化理论化的人才，我们的毕业生很大一个去向都是到其他高校去做老师，但是我们的招生制度都没有能够做到走在其他学校的前面。

　　记：你觉得作为北大，更应该走在各项制度改革的前面。

　　贺：各个高校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竞争强烈程度，学校师资力量等都不同，北大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学校，它应该有一种自己的独特的制度设计。我们教育界一直有呼声本科招生时希望可以实现高校自主招生，那么作为研究生考试，反而有越来越统一的趋势，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一个标准，一种模式，这是一种过分的格式化，也不利于各个高校之间开展竞争。没有这种竞争，教育只会变成死水一潭。长期如此，这对整个民族只会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记：联想到刚刚发生在北京交通大学的性交易招生腐败，给老师太大自主权，会不会引来更大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后门，比如说腐败？

　　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都是不能完全消灭掉的。这种个别人都是有的，但是我们防范这样的不良之人，而使得整个制度没有办法去选拔人才，这才是更大的悲哀。怎么去平衡这种得失？因为防范某些人，而使得所有人不被信任，最后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的教育层次被降低，这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的问题。

　　记：你觉得给老师自主权的益处要比现在这种方式的益处大得多。

　　贺：对啊。一个老师，什么时候会不去注重个人的一种声誉？为什么你不会在广州的街头随地吐痰？你并不是因为怕被罚款十块钱，而是你觉得这种行为跟你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完全相反的。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自己的人格是分裂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有一个制度使得教师都感觉到自己是非常有尊严的，是尊荣的。不能因为个别不光彩交易把不合格的人才招进来，把优秀的人刷下去。如果这样，他会声名扫地。我想，在这个学术伦理和必要的学术竞争中，没有人不会去珍惜自己的名誉，追求自己的名节，想方设法使得自己的做法受人尊重。另外要考虑到，谁不喜欢自己招收进来的都是天才，都能够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甚至形成一种学派？如果太多老师热衷于腐败，那么不是老师出现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出现了问题。

　　记：目前你对改革的情况觉得乐观吗？

　　贺：(笑)这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取决于两个方面，单纯一个方面再去努力是不成的。但是我很希望。

　-人物档案

　　贺卫方

　　著名学者。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多年来，贺卫方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随笔、评论，不少文章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些主张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改革变为制度的现实。例如，我国法官服饰的改变、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以及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等都与贺的呼吁和学理论证有关。因此，贺卫方曾被媒体选为“将对21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100名中国年轻人”之一。

　　-对话背景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由于不满现行的法学研究生招生制度，6月24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在信中，贺卫方指出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将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且已有大量阅读的考生挡在门外。贺卫方还对现行保送生制度，尤其是“学生干部、特长生”太多表示不满。贺教授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7月1日，发表公开信第二天就远赴加拿大开会的贺卫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讲述他的罢招前后。

　　-公开信摘录

　　●“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查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

　　●“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据我个人的有限观察，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甚至由于前面提到的‘偏科’原因，成绩有畸高畸低的情况。如果按照各门成绩都必须达到前几名，这些人当然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必然是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

　　●“现在的情况却是，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