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在与记者约定的一个小时之后才匆匆赶来。“绕了好大圈子才过来的。怕有人跟踪，好多记者都在找我呢!”

      这一天是6月14日，阿芳在媒体曝光后的第6天。她这天上午去了检察院，下午又去了教育部，晚上赶过来接受记者采访，赶场一样，“连续好多天这样了．很累”。她说，整个计划都是她来“全盘操作”，“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似乎这一天的成果还不错，阿芳向记者出示了下午去检察院的一份证明，她说，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她对控告欧阳林“泄漏国家机密罪”有绝对把握。

      在中苑宾馆附近的一家茶室包间，阿芳小心翼翼将房间的屏风拉得再严密些，不放心地问记者，“你说实话，现在知道我的真名了吗?”得到否定答复后，她有些不相信地看了记者一眼，开始了对2004年12月23日中午发生在欧阳林学校宿合事件的又—遍讲述：

    “你可以高出其他人七八十分的，就看你找没找对人。我可以为你帮一个大忙。不过，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说着，欧阳林把抽屉拉开，拿出两套题，开始动手动脚，“即便初试你不靠我，复试呢?可是导师说了算啊!考上研究生之后，选拔学生干部、入党、就业……你可以得罪我，但今后就不靠我了吗?”

      一遍遍地，阿芳将自己描述成受胁迫的一方。对阿芳来说．2003年9月交了12000元以进修生的身份来到交大，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两年内通过研究生考试，成为名正言顺的研究生。“否则，一切全白费，只给几门课的成绩单。”而今年初的这次考研，已是阿芳的最后一次机会。

      她说自己一贯做事是“不成功，则成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我2004年冒着风险找人替考，2005年牺牲自己的身体。”她曾对欧阳林说，“我必须录取为研究生，因为我想要被录取。当然，如果我不被录取，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送进监狱。”

      阿芳说，一进校就注意跟老师们搞好关系，。平时见了多说几句话，过春节给老师打个电话，拜个年，请客送礼，该做的都做了。”特别是对欧阳林，“他是思想政治硕士点的负责人，别的老师都说你好，他说一个‘不’字也就完了。2003年11月，凭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直觉，他开始注意到我了。”之后的阿芳跟欧阳林走得很近，常在一起吃饭，辅导功课什么的。事发的当天离考研还剩不到一个月，“我给他打电话说我要送点东西过去，这天他有课，中午在单身宿合休息。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本想让他给我画画重点，提了几百块钱的礼品就去了。没想到……”

      事情发生后，阿芳说，她下午继续去了第二教学楼学习，“还是要平静下来准备考试”，晚上回到宿合后就把内裤脱下来，保存下来。“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将来无论怎么对付他，我一定要保留证据。”

      3月10日，成绩出来，阿芳的专业课拿到140分(满分150)，而最担心的英语只考了36分，离分数线十几分，她给校长写信．给研究生院院长写信，争取破格录取。“说了些打动领导、恭维领导的话，德高望重，美名远扬什么的。”而据学校的声明，阿芳信中说“第一次考研即2004年，我大病住院未能进考场”，而真正的原因是她当年英语找人替考被查出，取消了考试资格。同时，她也在寻求欧阳林的帮助，但“他非常不配合”，直到她说出。我没有好日子过，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我要去检察院举报你”。他才有些害怕了。

      但最终，4月10日复试名单上并没有她的名字。“去找校长，校长说是因为我2004年英语考试作弊。我说，我要召开听证会．凭什么把以前的错误加到今年?我不服!”

至此，阿芳说她觉得这次输得很惨，什么都没了。“我并不是演员，在台上演戏，我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检举，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与其忍气吞声活后半辈子，我宁愿名誉、面子、前途全都没了。”她说，“我的事刚见报后，大众开始对我还同情，现在是不是都在骂我呢?有必要说一下，我这不是报复，是想以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