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载,北大有课题组在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结论:在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中,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不清楚这些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在评价研究生质量时,心里在想什么?心里是否自责,是否难过?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在研究生质量下降过程中,导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就我所知道的,是不少导师,在评价自己弟子时,往往两种态度:一是愤恨,二是漠然。
“愤恨”在于,导师埋怨弟子“水平低,要求高”:给自己打工——写课题申请、做第一线调查、编译书籍、打杂跑腿等等——出活不麻利——课题不中,数据不准,翻译错误多多、眼高手低,却“牢骚满腹”说学不到任何东西,是老师的廉价劳动力,更有甚者,寒暑假一到,怕导师派活干,网不上,机不开,与老师玩“人间蒸发”。这样的学生,在导师眼里,当然是“素质不高,水平下降”。
“漠然”在于,导师觉得弟子成才与否“与己无关”:首先是招得太多,但责任不在自己,自己是不想招那么多学生的——庞大的弟子队伍,并非导师内心所想,大学里极端的例子,是一名导师,名下有100余本校、外校正在攻读学位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指导如此众多弟子成才,谈何容易——可在学校大兴研究型学校建设,大力建设硕士点、博士点的风潮中,却不得不“狂招”。其次是招不到自己想招的学生,此责任更不在自己——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导致自己想招的学生招不到,招来的学生都是在现行体制下通过笔试、面试考核符合要求之学生,可这些学生基本上就是考试机器。
对于持“愤恨”态度的“导师”,我想说,学生不是企业的员工——即便是员工,不少企业也在把员工招进企业后,花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其进行全面培训,以便作为长久事业的合作伙伴——由于本科教育的众多问题,大学毕业生确实存在基础不扎实、动手能力弱、社会责任心差等诸多不足,但招来学生,还没“教育”,尚未“引导”,就安排其“独立”干活,并要求出好活,这样的导师,说成老板更合理,而且,是那种急功近利、抠门到家的“小老板”。这样的导师,在评价弟子素质不高时,首先要问自己这个导师当得如何——你给学生的活,是真正为了培养学生,还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私利?学生干活,与他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密切相关吗?
对于持“漠然”态度的“导师”,我想说,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导致研究生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但导师作为体制中人,却要把自己超脱于体制之外,把一切归因于体制因素而与己无关,这显得尤其可笑。今日之大学导师,其实已经严重“体制化”,举手投足,无不是体制——体制要他挂众多的头衔,招这么多人,他“无奈”地挂了,招了,并由此“无奈”地到处领兼职工资;体制要他填表评价学生,他“极不情愿”地填了写了;体制要他计算自己的工作量,他“真痛心” 地把一个个学生折合成对应的工分;体制要完成论文数,经费数,他“毫不知情”地被学生在从未进行任何指导的研究生论文上署名、在没有写过一个字的课题申报表上签字……一副深受其害的模样。我们很想问问,相比学生的素质,“导师”能高多少?要知道,做一流学问,必须砥砺一流人品。
凌志军先生在给《大学有问题》一书作序时说,“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有人曾指责,凌志军先生说的5%,是估算,不是“科学的调查”。在此,我想借用这不科学的估算,并结合我的所见所闻,再估算一下,大学里,真正的好导师,今日绝对不超过总数的5%。
那些个指责人士,你们认为结果会是如何呢?——遗憾的是,北大课题组在此次调查中,没有对应导师对学生的评价,调查学生对导师的评价。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