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在近日召开的首届河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创新
论坛开幕式上说，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观点是误区，研究生教育并不存在本科化趋势。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崔亚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他认为，本科教育是班级教育，要求全面系统地学习知识，而研究生则是个别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作具体指导，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
研究生教育是不是存在本科化趋势，这是一个已经引起争论的话题。笔者不想介入这样的争论，而是由此想到一个与此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研究生们在哪里上课？
去年，《时代潮》杂志刊登了箫郎先生的一篇文章，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跟随南开大学中文系硕士导师、著名唐诗宋词研究专家名双启学习的情景。那时王先生共有三个弟子，师生之间是亦师生亦父子的关系。开学伊始，王先生在南开园里的宜园饭店请三位弟子吃饭。“那时，研究生除了政治和外语上大课之外（同年级的研究生一起上课），还要上小课，所谓小课，还真有点开小灶的意思，即导师专门为他所带的几个学生上课。上课有时在学校的课堂里，有时就在先生的家里，有时是听他的专题讲座，有时就成了讨论对话。”当时这种情形并不少见。那时每个导师一般就带一个人，多的不过两三人，甚至有些地方出现过三名导师带一位硕士的情况。许多导师干脆把学生招呼到自己家里上课。笔者认为，真正学术型的研究生，应当是小班，越小越好。在家上课就是非常理想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但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研究生扩招的比例达到每年25%～30%。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到了16万，2005年则达到惊人的30万～35万，是1982年的30倍。据统计，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数为16人，其中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在30人以上。30人是什么概念？一个班！这使得给研究生上课的导师已经不可能把学生领进家门。一位从外地考入北京某著名高校读研的学生发现，她这个班级共有50多人，比本科时的人数还多。上海某校的一些研究生三年没上过一次小课；广州某所高校研究生基本上没有20人以下的课堂。上海教授许纪霖说：“现在某些大学，研究生人数已多于本科。100多人的梯形教室坐滿了听课的研究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研究生与导师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些人读研三年，见不到几次导师，更遑论让导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了。许多导师很久之后依然叫不全自己学生的名字，师徒形同陌路。一位研究生导师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教授搬家，叫来自己的研究生帮忙。搬完了，这位教授十分感激地握着一位学生的手说：“谢谢你！同学，你是哪个教授带的研究生？”这样的师生之间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感情了。结果，充满个性化的研究生教育变成了批量化、模式化的大机器。
去导师家上课的情景，似乎已经永远成为研究生的梦想，师生之间亦师生亦父子的关系也遥不可及。虽然研究生在哪里上课并不重要，但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假如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即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不是现实，早晚也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不得不尴尬面对的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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