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传出消息：我国国家级题库已经立项，财政部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将共同出资一个亿推动考试安全。
此举一经推出引来各方争议，有人认为给参加考试的考生一个公平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觉得“钱花得值”；有人认为，在教育整体投入不足的当下，斥重金于“考试安全”纯属浪费，不如将其用于加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一亿元可以建无数个希望学校了”；还有人认为：在我国，考试承担了太大的意义（考试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人生轨迹），大家对考试的重视程度无以伦比，并为其铤而走险，与其斥重金推动考试安全，不如改革我国“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并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亿元考试安全经费：必要否？
近年来，一些考试舞弊的丑闻屡见报端，考试作弊呈规模化、组织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作弊手段也不断翻新，甚至出现了与作弊有关的相关产业。更有甚者，去年某省一高校的考研考场，一次性抓到了十几辆“全副武装”的无线发射车，“技术设施非常先进，有的甚至比公安部门的装备水平还高”，车里面有很多枪手忙着答题、向考场发射答案。种种现象表明，考试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汲生才说：“现在考试作弊手段比以前多多了，从传统的携带纸条、打手势、左顾右盼、找人替考，到现在使用手机和无线耳机作弊，花样繁多，令监考人员防不胜防；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组织严密的作弊中介，他们有的通过培训学校，有的通过网络传送答案。”
对此，汲生才认为：“一亿元考试安全经费看似很多，实际上还是太少了。如果花钱能保证给考生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多花几个亿也是值得的。”
上海理工大学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槐伟鹤则认为花费这一个亿“意义不大”，“不管是建立题库也好，加强技术监管也好，作弊者都会想出其他新的作弊办法。这么多的资金为什么不用在当前我国教育更需要的地方，比如对科研的扶持，对贫困地区的资助上呢？”
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则对“一亿元保障考试安全”持怀疑态度。他说：“以往重大考试作弊案件中存在同一特征：在一些作弊高发地区，往往是监考老师（及其主管领导）亲自策划、参与作弊，里应外合导致作弊防不甚防，这些并不是简单地用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
“与其投入人力物力来保障考试安全，不如将这笔钱用到解决农村的学校危房上，1亿元可以改造几十万平方米的农村学校危房，切实提高这些学校的安全性，让学生不再为上学签‘生死状’。”熊丙奇说。
保障考试安全：重在立法？
近年来，我国湖南嘉禾、广东电白等地出现了高考群体性作弊案，虽然参与作弊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严厉处罚，但由于我国缺乏对考试的立法、作弊成本过低等原因，使一些人仍频频铤而走险。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考试方面的法规尚不健全，对作弊人员的处理手段还缺少法律依据。按我国《保密法》规定，统考试卷是绝密文件，但并未解释何时解密。“有些人进入考场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窃取试题向外输送，牟取暴利。然而，对这些人员的处置，我们却缺乏法律依据。”他说。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周开畅律师说：“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考试作弊究竟如何定性尚无明确规定。一般来说，作弊者均由教育行政部门按‘违规’处理，但按照违规处理的话，显然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周开畅律师透露，有关方面已经在讨论考试立法问题，对于组织、参与考试作弊的人员有望依法进行惩处。
熊丙奇教授则认为考试作弊“事实上已经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并非我国现行的法律治不了有组织作弊者的罪”，“而是在各方利益的制约下不了了之，导致作弊分子日益猖獗。”
熊丙奇教授认为，真正需要提高的是有关部门“依法治教的意识”。他说，“对于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教育界内外人士，大多没有敬畏之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因此，即便有所谓的《考试法》出台，考试作弊依然无法拒绝——监考老师帮忙作弊、不把作弊行为记录在案、接受举报单位不受理举报、受理举报而不公开处理，诸如此类，只能让大家徒叹奈何。而那些高级的防备技术，则有可能成为作弊者更好的‘幌子’。”
而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罗铮则认为：在“重拳出击”严惩作弊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罗铮认为，考试作弊现象的泛滥“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不少学生对考试作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社会之怪现状折射出了学生的诚信意识淡薄”，因此，“必须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建立每个考生的考试诚信档案，加大考试作弊成本。”
谁来为考试“减负”？
谈到如何预防和惩处考试作弊问题的同时，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其实也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国，考试为什么能让学生抛开道德的谴责而频频作弊？
熊丙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考试，之所以作弊事件频发，根源在于一次考试对一个人的前途“意义重大”，考试被赋予了太多考试以外的意义——四级考试不达到规定分数，拿不到毕业证书；高考考场落败，人生道路将完全改变——考试成绩与个人真实能力、素质相背离——用人单位在乎‘人才’有无英语证书，却不对人才进行现场英语考核，甚至不考虑英语是否真能在实际工作中派上用场。
“其次，我国大学入学体制具有‘严进宽出’的特点，大部分因作弊侥幸进入大学者，很少有达不到大学较高学业要求而被扫地出门的忧虑。这样的教育体制，毫无疑问，会让部分学生以‘步入大学校门’作为学习的奋斗终点，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部分人为‘跨入大学校门’而铤而走险。”熊丙奇认为。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当前我国的学生评价体系不完善，德、智、体、美、劳中对‘智’太过偏重，考试在学生的评价体系中权重过大，‘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诱使学生铤而走险。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羊凯江说：“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减少考试作弊，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应从制度入手，改变单一以‘智’取人的做法，真正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现在有些大学已经废除了将英语四六级证书与学位挂钩的作法，这是个进步。同时，需要加强学生道德教育，让学生明辨是非曲直，拥有诚实正直的品质，从内心感到作弊是可耻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正本清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教育机构已在尝试对学生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以减少作弊的发生。例如增加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变单一的闭卷考核为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考核，如课堂讨论、课堂发言、社会实践等”。但“这样比较合理的考核形式如何在大规模考生中推行，尚需有关部门研究”。
对于根治作弊，保障考试安全的问题，羊凯江表示：“金钱虽然可以为防止作弊、保障考试安全起到资金支持，但要想将考试安全真正落到实处，还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我国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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