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备受关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在83名新科院士中(科学院院士35人、工程院院士48人)，来自高校的院士有39人，其中，清华大学(含协和医科大学)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人数最多，有4人，居全国高校首位，其次是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新增3名院士。

　　清华大学在院士增选中独占鳌头，并不令人意外。这所大学无论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政府和社会对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师资的雄厚、生源的优秀，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兰州大学地处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欠发达的大西北，能有此收获，更让人欣喜。这一成绩，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诠释了这所刚刚度过百年华诞的西北名校“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

　　当然，院士人数并非衡量一所大学实力的唯一标准，特别是某一届院士当选人数更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在当下中国大学各类排名标准过于繁多，且权威性欠缺的情况下，必须承认拥有院士、培养院士的数量，是最为刚性的标准。笔者认为，有一项指标，比各校新增院士的数量更值得关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当选院士的人数。

　　自2005年开始，连续三届院士增选人数中，恢复高考制度后接受本科教育的学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本届为例，当选者大多数是恢复高考制度后读大学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少部分乃“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本专科教育，恢复高考制度后攻读的硕士、博士。因此，可以说，近几届增选的院士中的校友人数，是检阅各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本科阶段的校友数，尤为重要。因为本科教育是一个学者打好基础、培养兴趣、确立目标最重要的阶段；同时从1977年至1987年这十年中，中国各大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不像现在到处都在办“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是近三届新增院士，相当一部分是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如本届新科院士中，“海归”人数占2／3左右，而这些人本科(专科)几乎都是在国内攻读的。

　　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当选院士的人数排名(不含合并的院校、以院士当时就读的学校为准)，前9位依次为复旦大学(科学院6)、南京大学(科学院5工程院1)、吉林大学(科学院4工程院1)、兰州大学(科学院4)、哈工大(科学院1工程院3)、山东大学(科学院3)、中国科大(科学院2工程院1)、清华大学(科学院1工程院2)、西安电子科大(科学院1科学院外籍院士1工程院1)，余下的高校都是2名或1名，有些知名的大学甚至是剃光头。

　　这个排名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某些声名显赫的高校为什么排名靠后，若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三个原因：

　　一是某些名校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优秀本科生出国比例较大，且大多数拿到学位后滞留在外。有两组数字可以佐证这个判断。若以所有历史阶段培养的本科生当选院士数排名，北大、清华两校远超其他高校，北大校友科学院院士99名，工程院院士37名；清华校友科学院院士47名，工程院院士87名，很符合两校在中国高校中泰山北斗的地位。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优秀本科生基本上留在国内。而仅在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在除美国本土大学以外的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全球排名中，北大本科毕业生获美国博士的有1332人、排在第2位，清华1234人、排在第3位，中国科大988人、排在第5位，复旦626人、排在第7位。2006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本科就读于清华的有571人，北大的507人，中科大的283人，复旦的163人，南大的155人。

　　二是自恢复高考制度到上世纪80年代末，对高校的投资相对比较公平，办学条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差距还不算很大。这当然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因素有关，政府主导资金、教师的配置，资金和人才急剧流向东南沿海和首都高校的趋势还不明显。

　　三是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其扎实的学风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地理位置带来的种种不利条件。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哈工大、山东大学这几所学校所处地理位置欠佳，而其朴实、勤奋的学风多年来获得社会公认。以兰州大学为例，它可能是中国名校中所处地理位置最不利的，其生源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比例是最高的，其优秀教师的流失速度也是惊人的，但其坚韧质朴的学风使其具有强大的优秀教师自生能力和优秀毕业生的培养能力。本届科学院新增化学部8位院士中，涂永强和周其林是兰大78级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同班同学，这可算一种佳话了。

　　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一样，也要讲投入和产出，尤其是1999年扩招以前的本科教育，基本上由政府投资，而其产出的受益者，却不仅仅是中国，当然大量毕业生出国，同样可以回馈祖国，但总不如留在中国的人才对这块土地、这个民族贡献大。恢复高考后各校本科校友当选两院院士人数，或许可作为我们思考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一个不错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