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保研战“涉及生存 一切都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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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保研战“涉及生存 一切都是可笑的”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一名“90后”毕业生坐在HR面前,显露出紧张迷茫的神情。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一名“90后”毕业生坐在HR面前,显露出紧张迷茫的神情。

一群未脱稚气的“90后”大学生,试图通过保研暂离大世界的纷乱复杂,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扎进了小社会的暗潮汹涌。在他们步入社会之前,保研战争,成了他们提前参与的一场厚黑演习。

为了逃离的战斗

21岁的蒙雨舒,将保研视为一场“鸵鸟式的抗争”。

这个北京交通大学自动化系的大四女生记得,人生的败退始于两年前的一次实习。那时刚读大三的她,走进了华为北京研究所。正是中午,一百多个面容倦怠的人,躺在一张张低矮逼仄的床垫上午睡。时钟敲过两点,人们缓慢爬起,无声地坐到电脑前,默然敲击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冰窖里的融水”。

那一瞬间,蒙雨舒看着那些恍惚却焦躁的人,第一次预知了自己的可怜。两年后,如果幸运,她会在这里如蝼蚁一般忙碌;如果不幸,她会被分配到某个铁路局,在某个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小山村里,保障一堆冷冰冰的机械设备能日复一日地按规定程序运作。

喜欢动漫电影、武侠小说的蒙雨舒,难以想象自己将会活得像个机器人。她对社会一无所知,仅有的实践经历依次为:在超市做过7天促销员,站得腰都断了却卖不出几瓶果汁;在某个国际会议做引导员,任务是把嘉宾从A点带到B点;在校科技处做统计员,计算学校那一坨硕博论文被多少核心期刊引用。

除了对电路、信号、系统的熟稔,这个90后女生再无其他生存技能。

最终,蒙雨舒选择了保研。她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以后就业多些选择,“就算做机器人,也得做个高级高薪的全自动机器人吧”;第二,先避避风头再说,“外面太兵荒马乱了”。

将保研视作驿站的不止蒙雨舒一人。华中某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林婷,第一次实习采访就被“打回了原形”。对方瞟了瞟背着书包、戴着眼镜的她,不屑地说:“你还是学生吧?”随后一挥手把她赶出了房间。章婷决定多读三年书,“得把自己养得再成熟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潘捷的理由则简洁精确:她想做证劵研究员,入职两年后要挣到200万年薪,而这个行业只接受研究生以上文凭。“我现在工作只能算裸奔。”

目前国内高校的保研评比,学习成绩占总分比例最高,一般为80%。但保研者们会发觉:将大学4年的成绩加在一起加权平均后,相邻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不会超过零点几分。于是,学术论文、科研竞赛、学生工作等加分项目,成了保研的主要战场。

黑屋子

内心混杂着胆怯、骄傲与对安逸的留恋,这群年轻人走上了保研之路。他们原以为这是条坦途,却迎头撞上现实:已相对公平的保研体制中,仍存在着众多缝隙。金钱赎买、权力寻租、勾心斗角——成人世界里的所有游戏,都在制度的裂纹中生长。

买论文成为首选。山东大学法学院的李明至今很愤怒:多年来一直排名倒数的同学胡某,在大三时花了近万元,一下子发了6篇论文,最终赚取了20分的发展分(专业成绩外的加分),实现了“保研大逃亡”。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名新闻系学生在一年内发表9篇核心期刊论文,也成为人尽皆知的“传奇”。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生张林发现,一篇论钱穆史学思想的期刊论文,同学刘某是第一作者,其父为第二作者,其母为第三作者。“从没见过一家三口齐上阵发论文的,或许这样3个人都可以得利吧。”

走关系则更加便捷。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批改保研笔试试卷时,常会遇到某领导走来,指着一张试卷说:“给这个卷子加20分。”陈伟一般都会拒绝,他自觉打分已足够宽松,“但总不会只有我一人阅卷”。

李明在参加某大学保研的笔试时,一名同学在开考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监考老师直接给了他另一套卷子,说让他安心补考,“不着急”。俩人明显熟悉,李明顿时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的蒙雨舒也陷入了麻烦。一次对保研至关重要的奖学金评比中,室友A与室友B争斗决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蒙雨舒常常听完室友A对室友B吐槽,又得紧接着听室友B造室友A的谣。面对着为保研你争我夺的两人,她都得微笑相对,点头附和,“这样才不会对自己的保研产生影响”。

蒙雨舒内心那丝对友情的脆弱期望,都被骚乱猜疑给碾碎磨平了。她只能守着仅有的一点原则,靠着第3名的好成绩保研。“大家都在一个黑屋子里。只是我比较清醒而已。”她并不开心:“这不代表我有一天不会昏睡过去。”

宣战者与顺从者

“成绩排名倒数,一样也能保研;穷学生代写论文,300块一篇;富学生保研后,一节课不上……”目睹保研的种种乱象,正读大三的张林再也Hold不住了。他给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痛斥保研制度,并提出了“白玩白,黑玩黑”的改革方案——“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分开保研,让拼实力的拼实力,拼爹的去拼爹”。

上书的结果是“被会商”。学校领导将张林请去,很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行为“不利于团结”。

从教7年的青年教师陈伟则将矛头直指学生会。2011年10月,他发表博文《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称高校团委及学生会已成藏污纳垢之地。陈伟的愤怒在于:如今的学生会垄断了太多的保研名额,国际政治经济系一位成绩优秀的同学,便被某学生干部挤下,无缘保研。而某一届保研学生五六人中,校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均名列其中。

陈伟的言论并未触怒学校,却惹恼了学生,特别是视学生会为利益所在的学生干部。数月来陈伟收到了多份邮件,斥责其对学生会的批评“不着调”,并称要他“小心些”。

邓欣宇是北京市某985高校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2011年6月的某个下午,她提前看到了院里公布的第一批保研录取名单,并惊诧地发现:年级排名第6的同学廖园,被原先排名第7的同学吴某给挤掉了。邓欣宇仔细看了加分明细,发觉吴某违反了学院规则——3篇论文不能累计加分,他却每篇都拿到了0.5分。

这位负责的学生干部找到老师,却得到了一个让她难受的回答:“规则都是人定的,不要管闲事。”当她告知当事者,廖园竟也选择了忍气吞声,理由很简单——害怕得罪学院,“连第二批保研也上不了”。

邓欣宇懂了:“没必要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就是游戏规则,面对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保。大家没什么可抱怨的。”华中某科技大学22岁的毕业生林婷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父辈的印记

倘若时针倒回,蒙雨舒不会选择保研,甚至不会去读枯燥的自动化系。“这一切就是个错误”。

大二上学期时,犹豫许久,这个从小喜欢文学、漫画的女生打电话回家,小心地询问父母是否可以转专业。她想去读动画系。电话那头,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你成绩好,要去保研,以后好混国企。”

蒙雨舒的父亲也曾有文学梦,报考过中文系,甚至是因借书与妻子相识。然而如同众多90后的父辈一般,这一对夫妻消磨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理想日渐边缘的20年,“信仰对他们是奢侈的”。

父亲成为了某工厂的一名工会主席,每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劝人守本分”。蒙雨舒会被送去读自动化,也是因为父亲羡慕读同样专业、在国家航天局工作的舅舅“赚得多”。

这个乖巧却叛逆的女生发觉多年以来所受的实用主义教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脑子里,让这一代年轻人丢掉了反思和抗争的能力,成为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所牺牲的人。“只要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

最终,蒙雨舒无声且顺从地选择了保研,并一步步向着父母所期望的“混国企”的目标而努力。但她从骨子里害怕变成一个“浅陋粗鄙的妇人,除了抱怨算计,不再有想象”。

沈燕妮是林婷所在班级的班长。在她的记忆里,这个班级曾是团结的小集体,过去每当有人生日,同学们都会等到零点,在班级QQ群里排队送上祝福。然而经过“保研一战”,大家似乎洞察了彼此心中隐秘的欲望与压力,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疏远与陌生。

QQ群已经1个多月没有响了,大家各自投入了找工作、出国、实习的混乱中,沈燕妮觉得这个最初温暖的班级,已经“碎成了一地冰渣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沈茜蓉、余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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