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创始人，他奠定了延续至今并将还要传承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伟事业的根基。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人；他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和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者；他率先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他取得的成就既是阶段性的，又是长久性的、历史性的。承传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坚持他指明的道路，对于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工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延续至今并将在今后还要传承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毛泽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基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且为时人，乃至今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毛泽东所开创的事业和道路正是中国人民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的精神力量和道路。因此，传承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坚持他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工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面伟大的旗帜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举起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任务，并在这次会议上和会后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从而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灵机一动，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是毛泽东在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出来的。早在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但同时也遇到挑战，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时便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些抽象的名词，它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1]（第68 69页），必须研究怎样把理想应用于所处的实际环境，作实际运动，这样做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很鄙视那种把外国先进的东西视作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静止的教条倾向和做法。在这里，李大钊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少认真的思考，李大钊的上述观点也没有引起关注和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愈盛行，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并经过自己的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革命起死回生。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的基本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从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这一命题，举起这面鲜明的旗帜时起，就一直在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第534页）；另一个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第374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第一个方面。毛泽东也首先强调了第一个方面。因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正确应用的前提则又在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只知“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第407页）。因此，他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第534页）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所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又赋予它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第534页）。所谓中国的特点，是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特点，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综合，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实际”或“中国特性”，即“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或“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第534页）他强调要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去指导中国革命。另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也要用中国的民族的形式表现、表达出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第534页）显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去灵活地指导中国革命。总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都要成为中国的，要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
“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这是毛泽东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所谓“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认为就是“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4]（第813页）。什么叫“理论”?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4]（第817页）对于当时缺少与中国革命实际发展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情况，毛泽东深深感慨道：“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来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4]（第813页）只是一般的理论，缺乏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主要由自己创造的革命理论，正是党过去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像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那样，“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第407，408页）显然，所谓“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要把中国革命中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升华为理论，充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说法。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旗，是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事业。毛泽东作为举起这胜利之旗的伟大旗手和这一伟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者
毛泽东不但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面伟大旗帜，也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的回答是：“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第820页）这包含着与上述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但这种指导必须是如上所述“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而不是照搬；也不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即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中国革命。因此，毛泽东反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学究式的态度。鉴于当时的情况，毛泽东侧重反对了教条主义。他强调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即“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具体行动的指南。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4]（第801，820页）另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研究中国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其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上升成为理论，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目的是从理论的高度认识中国革命，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因此，毛泽东也反对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实践中的经验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强调，“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3]（第374页），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理论，而不去研究实际状况，不去研究怎样使理论切合实际，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同样，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不把经验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也算不得是理论联系实际。只有“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所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创新，是理论是否联系实际的关键，没有创新是不能称之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当然，理论联系实际的两个方面都包含着创新。第一个方面即“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实践中的创新；第二个方面即“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着重于理论方面的创新。第一个方面是第二个方面的必要前提。没有第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有新的理论创造。如果认真做好了第一个方面，在第二个方面也就会有实际的收获，会为第二个方面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其前提都是要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尊重客观存在，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凭主观愿望和感情做决定。从实际出发的起点则是调查研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用了极大的精力纠正当时党内单凭主观愿望，而不顾中国实际的偏向。他强烈抨击了当时在党内长期存在并一度十分盛行的以为能够熟练地背诵马列书本就是理论家，就是在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幼稚想法和行为；抨击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作风，和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的现象。他强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4]（第802页）1941年，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求“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他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了使全党学会调查研究，他特地把自己在十年内战时期所做的农村调查编印成册，起名《农村调查》，供全党学习。他在序言中指出：“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不能依靠别人预备。”他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还特别强调：“出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总之，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使理论与实际二者结合的桥梁。
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变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实现理论创新；并经过调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涵，就是毛泽东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是他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成功之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率
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内自觉地系统地按照他自己指出的道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
1941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对中国的情况做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不仅使全党对中国的实际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且促使全党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再次以党的历史和经验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4]（第1093页）面目一新，既指当时呈现出的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也指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的诞生。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凝结了毛泽东堪称表率的创造。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就不拘一格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始其中国化。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更表现出了空前的非凡的创造性。由他本人总结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这种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真实记载。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创造性的实践并非止于革命。当中国又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没有或缺少自己的理论相似的情况和问题时，毛泽东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56年初，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吴冷西曾经两次聆听毛泽东谈这个问题。吴冷西在他的回忆中记述了这两次谈话。一次毛泽东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第7页）。另一次毛泽东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第9页）1956年8至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6]（第116页）。正是在这一党的一贯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又一次踏上了艰辛探索的历程。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虽然，毛泽东在后来的探索中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路，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没有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毛泽东提出的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和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衷及其执著的精神，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则正是秉承了毛泽东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思想的结果。
毛泽东还极善于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进行改造，如赋予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以新的时代内容、巧妙地翻用某些成语典故等，用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或思想。这样，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如前所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要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创造出新的理论，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中国化的标志。而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开始集中主要精力，致力于新的理论创造。在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任务后，更是努力践行。在1936年至1940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表、出版了《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和著作，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就。这也表明毛泽东完成了他提出并致力的创造中国革命理论历史性任务，毛泽东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率。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之统一，是毛泽东一生所高扬的伟大旗帜，是他大半生实践的写照。
就延续至今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言，毛泽东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因而他取得的成就既是阶段性的，又是长久性的、历史性的。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任何一个人或一代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都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断的创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不断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与毛泽东的创造密切相连。不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有诸多承接；而且，促使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上所述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尤其是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且为全党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笔者以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事业而言，理念的确立、道路的开辟和榜样的树立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道路的开辟是艰难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而没有理念的引领便不会有实际的行动。
毛泽东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和他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正是近代以来饱受凌辱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能够站立起来的根本的精神力量和道路。因此，传承毛泽东所开创的这一事业，坚持他所指明的道路，对于推进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工程当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熊启珍（1949 ），女，湖北枝江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熊 启 珍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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