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不久，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政变，实行“分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不过，作为国民党统治的主要特点，还不是它的欺骗性，而是它的残暴性。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军事专政。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
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自1934年11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完全禁锢在了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实行上述反动的军事专政，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
2.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2.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
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屠杀
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
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此路不通。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2.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错误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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