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博士招生中被投诉，北大教授贺卫方宣布停止招生。所有这些热点新闻，都凸显出研究生招生中存在的问题。

　 不久前，网络上还出现过一起与研究生招生有关的风波。北大法学院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抱怨“北大自己的优秀学生被拒之于北大校门之外”。他的话被当时在座的自考生披露在网上，引起了一片指责。

　 其实，今天忧虑“自己的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的岂止这一位教授？岂止北大一家？包括我本人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在内，许多优秀的本科生在今天的研究生考试中没有优势，敌不过某些旗帜鲜明地在本科阶段大搞“应试教育”的地方高校的学生。由于分数是最硬的指标，招生单位应付这种局面的能力是有限的。

　 考试往往是教学的指挥棒。今天，令人忧虑的远远不只是“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而是“应试教育”从中学向大学本科阶段的延伸。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近年那些“考研辅导名师”们的发家致富历史，就不难理解今天研究生招生制度的荒诞。今天，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兴奋点不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积累必要的知识技能，而是如何应付考试，钻研考试技巧，揣摩命题思路。如果不尽快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来遏制这种“应试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趋势，将造成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将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以往的一种说法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20多年来许多领域的改革经验却是相反：立字当头，新旧并存，逐渐实现以新破旧，以新代旧。

　 在考试改革方面，国家人事部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先立后破、渐立渐破”的成功范例，值得教育部门借鉴。

　 从1989年开始，中组部、人事部负责主持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录用考试。为了避免那些“应试型”考生在录用考试中占有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经验，引入了《行政职业倾向能力测验》（简称AAT）。当时，AAT在笔试中仅占10％的分数比重，包括政治、行政学、法律等内容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考试占90％的分数比重。从1994年到2001年，AAT和《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各占50％的比重。这期间，每年公务员考试之前，社会上都会出现一些以《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为目标的辅导班。由于AAT是一种能力考试，除长期积累之外别无捷径，突击准备基本没用，社会上几乎没有针对AAT的辅导班。

　 2002年，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人事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考试很难避免考生凭背一本考试指定用书应付考试的情况，很难避免考试中考查记忆成分过大的情况。”

　 国外也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由“一般（General）”和“学科（Subject）”两部分组成，前者是能力考试，后者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知识考试。多数大学都要求报考者参加GRE的“一般”考试，只有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学校才要求学生选择参加一两项GRE的“学科”考试。我们通常所说的GRE考试，主要是指GRE的“一般”部分。

　 向“人才”倾斜的考试，可以为教授提供扫描人才的服务；向“善应试者”倾斜的考试，会成为隔绝教授与人才的樊篱。为了解决今天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了逐步解决研究生招生中的问题，需要引入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好的考试，需要逐渐用主要考查长期积累的能力性考试取代主要考查记忆力的知识性考试。

　 可喜的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在“立”的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应对“应试型考生在研究生考试中占优势”的局面，在2005年心理学院的研究生复试中，加试了“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简称ZHC）。与AAT类似，ZHC是一个能力性的考试，只能靠平时的长期积累提高成绩，无法靠短期的突击准备取得高分。

　 面对研究生招生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陈丹青、贺卫方等负责任的教授，没有熟视无睹，没有默许，而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对此，我由衷地感到敬佩，我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同时，希望教授们和教育行政官员们更多地像北京师范大学那样，在“立”字上下功夫，探索更合理的研究生招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