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可以等着看奥运了
7月21日，正值暑假，上海大学校园里人迹稀少，偶有学生走过，也步调悠闲。
然而上海大学某学院二年级研究生赵鹏(化名)却一点也悠闲不起来。原本，他计划在暑假找个单位实习，为研三找工作增加点儿“筹码”。
但近日学校在研究生网上公布的一份文件，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下毕业都成问题了，还提什么找工作。”他扶了扶眼镜，向记者抱怨。
7月10日，上海大学颁布了《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说明》。《补充说明》重申，与研究生毕业相挂钩的“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是指在这些期刊上以正常卷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包括各种形式的增刊、专刊、特刊”。
上海大学此举，再次将国内大多数高校采取的“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
何为增刊？一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告诉记者，以其所在的这份学术期刊的增刊为例，每期的印数不超过100册，除给作者的样刊外，一般只留少量备用，用稿多是正刊的淘汰稿，或难以退还的关系稿和作者要求快发的应急稿，还有就是期刊明码标价招揽来的自费稿。掏钱者几乎都是各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一年级时，赵鹏通过导师介绍，曾在一家学术期刊的增刊上，以千字100元的“版面费”，发表了一篇论文。而除了找导师帮忙，许多研究生已经学会“自谋生路”。上海大学研究生宿舍楼附近的广告栏上，贴满了学术增刊的联系电话。据赵鹏估计，他周围在这些增刊上发表论文的同学，占了总人数的80%。曾有一个同学，花3个钟头写一篇文章，次日上午寄出，中午就收到增刊编辑的来电，告知可以发表。接着，双方便进入版面费的讨价还价阶段。
但眼下，随着这份《补充说明》的出台，这些已经为“挂钩政策”付出了金钱和精力的研究生们，又得开始为毕业担心。
面对学校此举，赵鹏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他能理解学校的做法：“毕竟，学术增刊不能够真正代表学术水平，反而成了生财工具”。但是，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正刊，又给研究生们留下多少发表论文的空间呢？
赵鹏曾研究过，一些水平相对较高的学术杂志，编委一般都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上面的文章也经常是这些知名学者所写的。赵鹏的导师，3年来也不过在这类本专业最“核心”的期刊上发过一篇文章。
当然，大多一般的学术期刊正刊，也得索要版面费，而且价格要比增刊高得多。“同样的论文，在那上面，得收到千字400~500元。反正都是走走过场，我们为什么要白掏那么多钱？”
退一步讲，即使想在或能在这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论文也早已排成了长队。据前文提到那家学术期刊的编辑称，他们手上的论文，已经排到了2008年。“我们现在就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看奥运会了。”
赵鹏曾听同学说过，某高校的MBA班学生，凑钱买下了某个偏僻省份的一份学术期刊，把这本刊物变成了“班级刊物”，“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研究生导师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作为导师，我们居然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学生能否获得学位，而必须将评判的生杀大权交给那些收取版面费的期刊杂志？荒唐！”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铁腕？
“我们同学都开玩笑说，学校此举，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赵鹏嘟囔道。
从近期国内各大高校针对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的态度来看，赵鹏的抱似乎也有道理。
7月15日，从正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传出消息，国内的7所重点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均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这7所高校中，发表论文不再作为授予学位与否的硬指标。
在解释这项规定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其实教育部从来没有硬性要求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中国高校制定这个“论文指标”，有出于督促学生学习的考虑，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每年都会统计各大高校发表论文的数量，以此作为高校评估的一个指标，所以高校才逐渐开始功利性地重视论文的发表情况。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更是坚决反对“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这一做法。他说：“我们鼓励研究生发表论文。但一些应用学科，只要拿出证明你成绩的成果就可以，不一定必须要有论文。”
其实，早在大学校长论坛召开前半年，同在上海的另一所高校——上海财经大学就已经率先取消了“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将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是经过多方论证和长期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上海财大研究生部主任陈启杰教授告诉记者。
但陈启杰也坦言了他的担心：一是担心科研论文的数量在短期内出现下滑；二是“担心社会误解，以为上海财大不重视科研了”。因此，陈启杰特别强调，在硕士学位和发表论文脱钩之后，学校的科研力量和教学质量并不会受损，校方同时还出台了相应措施，鼓励学生进行科研。如：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颁布新的科研奖励办法，加大奖励力度；在研究生综合测评办法中，加大科研成果的权重等等。
通过一系列措施，上海财大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脱钩之举，绝对不是不重视学生科研，绝对不是不注重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素养，也绝对不是不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我们的意图，是鼓励学生多搞真正意义上的、有创新点的科研。”陈启杰说。
上海财大此举一出，曾引发了当时上海高校界人士的一场讨论。赞成者高声叫好，认为其符合教育改革潮流。反对者则称，这只是特定学校的特定行为，不必全面推广。
查阅当时相关的媒体报道从中发现，在反对者中，便有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
其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叶志明认为：“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有其合理性。虽然攻读研究生学位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但发表文章是研究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还表示，各校情况不同，挂钩和脱钩无所谓对错，各校培养人才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同，如果各校“一阵风”似地全部挂钩或者脱钩，倒是不可取的。
上海大学官方网站上，对叶志明的介绍如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副校长、研究生工作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会员。
有学生称，叶志明治校作风强硬，是校领导中的铁腕人物。作为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上海大学出台的这份《补充说明》，与其有很大关系。
大战三回合
7月18日上午11时，在《补充说明》出台一周之后，上海大学文学院0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位Y姓研究生，在学校网站的校长留言簿上贴出题为《致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封信》，长达5000余字，就《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及其《补充说明》，从可操作性、稳定性、弹性、决策过程合理性等角度提出了质疑：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数了一下我校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一共935本，其中有的是双月刊和季刊，还有报纸。我们取个大约的平均数，按每种期刊每年出10期计算，一共能出9350期，按每期上发表10篇研究生的论文来算(这个估算对文科来说已经太高了)，每年一共能发表9.35万篇研究生论文，就算是10万篇吧。而每年研究生招生数达到27万，如果每个学校都规定‘研究生拿学位必须发表论文’，那么确实是僧多粥少。”
两小时后，叶志明对这封公开信给予了公开回复。在信中，叶志明以其本人过去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表现为例，证明发表核心论文代表了研究生的真实水准，并称“上大要坚持自己的特色……现在的挂钩，是为了将来的不挂钩，这是学校在前进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晚约7时，文学院另一X姓研究生，在校长留言板上发表了《我对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的看法》，以历史系现状为例，从现实和操作层面质疑规定。提出完全可以通过毕业论文来检验研究生：
“历史类核心期刊有23份，分别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文博、清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史林、史学集刊、历史档案、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安徽史学、文史哲、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知识。其中能够发表古代史论文的不过16份，而且多为综合历史刊物，比如《历史研究》之类，每期发表不超过两篇古代史论文，这样一年发表最多400篇古代史论文，还要去掉教授、副教授讲师们发表的论文，留给研究生的机会真是太少了。”
一小时后，叶志明再次回复，强调了要贯彻这项规定的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上海大学需要这么做。只有等到大家对此规定已经不认为是问题了，感到无所谓了，那么上海大学的辉煌即将来临。”
当晚近12时，文学院一L姓研究生又在留言板发表公开信，以自己在某核心期刊实习经历，证明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困难：
“我曾在本专业某个学术核心期刊实习过，核心期刊根本不过问副教授职称以下的稿件，除非导师推荐……如果是这样，那制度的出台究竟是对学生能力的严格要求呢，还是对导师交际能力的严峻考验？”
最后，L请求叶副校长“就制度本身的优秀和好处、有无可操作性，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作出回应。”
仅过了10分钟，叶志明的回复即在网上出现。他认为，这项政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以往一直在执行”。他再次强调了个人努力，“任何人必须遵循这样的社会发展规律。当然其中不乏作为个人被社会抛弃的结局，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社会上必定出现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失败了的分化结果”。但他并没有就L问题中的“可操作性”给出具体回应。
当天晚上，有部分学生开始通过聊天软件转发倡议书。倡议书中号召同学们“勇于表达，无论正反意见都该让领导听见”，同时也主张“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避免过激言行的出现”。
7月18日这天，以前访问量寥寥无几的校长留言板，访客量居然达到1500人次。从18日到23日,不断有学生加入讨论，校长留言板的访客数量呈直线上升。22日，访客数量超过3000人次，23日访客数量更是超过6000人次。
赵鹏告诉记者，目前校方已通过院方表示，学校已经知晓同学们的意见，开学后，将会和各院系教师们一起协商这个事情，“在增刊发表论文，是否能与硕士生毕业挂钩，到那时才会有一个定论”。
尽管为毕业的事忐忑不安，但赵鹏表示，这十多天的讨论，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他感动。毕竟，校方对于学生的意见，作认真的回复，“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平等的精神，都给人一种希望”。
而且，他也在这些公开信中，看到了“久违了的独立见解和敢于发言的精神”(上海大学校长信箱的发言采用实名制)。他感叹，这些发言的同学们，用这种“另类”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大学教育的目的。
7月22日，上海突降一场大雨。赵鹏宿舍楼前的广告栏，以往除了兼职、家教的相关信息之外，还贴满了学术增刊联系发稿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如今已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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