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如画的厦门大学,代替电铃的钟鸣回荡在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井然有序地上课、下课,半个月前学校发出的有关20名研究生退学的公告,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然而研究生院副院长林亚南却为此事忙乱了一阵子。
3月12日,一则“厦门大学20名研究生被勒令退学”的新闻见诸报端,因所涉学校的知名度和退学学生人数众多,这则新闻被广泛转载。在新闻见报的第二天,林亚男副院长接到国家教育部相关领导的询问,他苦笑着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教育部的领导问我,你们学校对20名学生勒令退学了吗?我回答说,这是媒体报道时用词错误,不是勒令,是有6名学生主动退学,其他的学生按照退学处理。退学处理意见我们在校园网上都有公告。”
“勒令退学和做退学处理,完全是两个概念。勒令退学是一种处罚决定,在教育部最新的高学学生管理规定中,勒令退学这种处罚已经被取消了。退学处理是一种学籍管理,就如同入学、注册一样,退学也是对学生学籍的一种管理方式。”林亚男副院长说。在新闻刚爆出的这段时间里,林亚男不停地进行这样的解释。然而即使没有“勒令”的噱头,这件事情仍然引人关注。每年三四月份,是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复试的关键时期,当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拼命“跃入龙门”的时候,这20位研究生为什么要“游离龙门”呢?
被迫退学?被动退学?
“以前的勒令退学是被迫退学,现在除了学生主动提出的退学以外,还有一些情况,学校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做出退学处理,这属于被动退学。被动退学的情况,比如说超过注册报到时间仍未到校报到的学生、在规定年限里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等等。按照学籍管理条例,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这些学生不再享有学籍资格,但这并不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林亚男副院长解释说。
对于勒令退学,记者致电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后得到明确的回答:“2005年3月,教育部修改并颁发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9月1日施行,新《规定》对上述两种处分做了修改,取消了勒令退学这一种处分形式,保留开除学籍的处分形式,并规定对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改为发给学习证明。”
尽管没有“勒令退学”做噱头,厦门大学20名研究生退学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籍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名学生在学期伊始被退学处理有着客观理由。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高校学生退学必须经过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由于校长会议召开次数有限,一次校长会议上可能讨论的是前后两个学期的学生退学事项,集中发布决定因此显得人数众多。然而即使如此,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籍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仍表示,北京大学近几年还没有一次处理过这么多的学生退学事件。
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胡敏升(化名),在这次处理中被作退学处理。理由是,按照《厦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该生经2007年第三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作为退学处理。本报记者调查到,胡敏升是2001级法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按照厦门大学的规定,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课程为3年,硕士生完成学业不应超过5年。然而直到2006年,胡敏升仍未通过毕业论文。胡敏升的同门师妹告诉记者,“自从她2003年投入胡敏升同一导师门下读研后,从没有见过这位师兄。而他一直没有完成毕业论文的原因至今不清楚。”
“无论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动退学,如果归类,原因无非这样几种。学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完成学业,或者没有时间来完成,或者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最后一种情况是极少数,这一般出现在攻读MBA、MPA、法律硕士或委培项目等学位上。因为学术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大部分都是公费,因交不上学费而无法继续学业是很少见的。”林亚男副院长说。《厦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学生对于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退学处理,有权申诉。截至目前,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和记者采访到的退学研究生中,均没有显示有学生提出申诉。
“硕”不如“博”
刘方权是这次退学处理中主动申请退学的学生。刘方权是厦门大学法学院2004级高校教师系列硕士研究生,他在2006年12月22日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理由是“学习无法深入”。当记者联系到刘方权时,他给出的真实退学理由让记者大吃一惊。刘方权对记者说:“我已经不读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了,因为我现在在读四川一所大学的诉讼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因为考的是同等学历博士研究生,所以即使没有读到厦门大学的硕士学位,也可以投考。我是2006年考上的博士研究生,同时我就在厦大退学了。”
刘方权告诉记者,之所以放弃读了一半的硕士研究生而转去读博,是因为就业的原因。“我现在在福建一所公安学校做教师,在高校任教,博士学位自然比硕士学位有更大发展空间。厦门大学的法学硕士规定学制是三年,如果我一边教课一边完成论文,可能还要拖上一年,而拿到博士学位的时间也差不多是三到四年。花费同样的年限和精力,读硕士就显不出优势了,不如读博士。”
刘方权的退学原因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硕士生就业的尴尬。厦门大学法学院2003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黄海今年即将完成学业,已投身择业大军的她,对此深有体会。黄海说:“硕士生本来就是很尴尬的地位,比本科生多读几年书,工作技能却不一定比本科生高很多;而论起科研来又和博士生有着不小的差距。”
黄海是本科毕业工作几年之后再度回到学校读研,她对就业形势的严峻有着独特的认识:“我这样的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面临两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是年龄,不仅不能与本科毕业的学生比,甚至与那些本科毕业直接读研的学生相比,年龄上也没有优势。第二是工作经历,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就业的资本,但研究生毕业之后,自己的期待值就变成不能找和本科毕业时差不多的工作,否则这几年就白念了。”
几乎每个硕士生都抱着和黄海相同的想法,这恰好解释了硕士生就业市场的尴尬。一边是硕士生对自身的期待值高于本科生,一边是用人单位对硕士生的青睐逐年降低。据智联招聘网等几家专业求职机构的调查,随着就业压力增加,大学本科生期望月薪在1500元-2000元之间,硕士研究生月薪期望值从3500元降至2500元。随着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预期降低,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热度猛降,报考人数仅比上一年增加了7000人。这个数字比此前专家预计150万人少了一大截,增幅仅为0.55%,不再持续2005年将近20%的增长率。
读研不如创业
与缺乏经济来源和研读能力比起来,更多中途放弃深造的研究生属于林亚男副院长提到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学业”。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老师则表示,近几年在研究生学习中,学生因创业、留学、就业而主动放弃学业的人不在少数。张正东也是这次厦门大学退学研究生名单中的一员。刚过30岁的他三年前考上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03级有机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去年10月27日,他向学校申请退学,退学理由是“因创业”。
他读研究生期间,自己经营了一家企业,主营石油、化工、塑料、橡胶、煤化工,做的是他的本行。据他描述,因为创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分身乏术,不能兼顾导师的课题和项目。在创业和学业的衡量中,他最终选择了创业,因为“拿了学位也还是要创业的,错过了时机反而不值得。”
在这次退学事件中,两个属于“80后一代”研究生的选择似乎更衬托出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尴尬。张飞达,在众人的艳羡中一路“平步青云”,25岁即考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2005级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但一年之后他便争取到赴香港学习的机会,2006年12月26日他正式向厦大申请退学。
今年刚25岁的孙明,2005年顺利考取海洋与环境学院级海洋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后,2006年12月20日他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理由是“学习兴趣已转移,并且已经找到工作”。
上海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雅丽(化名),去年因找到工作向学校提出退学。她对记者讲了她退学的经历:“研二的时候,原先只想在假期中找到一个实习的单位,正好赶上那家外企有人离职,职位空缺出来,因为我做得很出色,主管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来工作。我当时非常矛盾,研究生读了一大半,还差一步就能拿到学位,这个时候放弃,两年的时间浪费,两年的学费也没换来一个学位证书。但主管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研究生读出来说到底还是要找工作的,但那个时候不一定就有这么好的就业机遇,况且那时候的竞争绝对不是我现在的环境这么简单。”就业的压力令王雅丽最终放弃了硕士学位。
一个导师一群研究生
北京某高校的金融系硕士研究生武俊,在“研究生周贤亮退学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也选择了退学。他提出退学的原因与上面提到的都不同,他是因为“受不了这种大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教育模式”而主动退学。武俊向记者列举了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几大罪状。罪状之一是填鸭式教学,学生没时间搞科研,硕士研究生沦为“大五、大六”学生;罪状之二是导师忙着拉项目,研究生成了导师的“小工”;罪状之三是,研究生扩招,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研究生,有的导师甚至连自己研究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更别提辅导。
据浙江大学统计,2006年浙大应届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最高,与去年相比,硕士毕业生增幅达91%。毕业生增幅大一方面直接指向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反射出研究生扩招的影子。一边是研究生抱怨连连,一边是导师不堪重负。在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教学负担的调查中发现,2000年平均一个导师带3.8个研究生,到了2004年,平均一个导师要带7.7个研究生,而到了2005年,一个导师所带研究生的数量在10人以上。
林亚男副院长告诉记者,厦门大学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340人,硕士研究生导师570人,这个师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然而厦门大学注册研究生人数达到14000余名。这样平均下来,每一名导师将带15名研究生。林亚男副院长说,实际教学中,各种科目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
据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海说,她的导师带了4名硕士研究生,一般艺术科的导师只带一到两名研究生。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学科上,一名导师可能带几十名研究生。“像管理科和经济科的导师,一人带二十多个学生的情况也是有的。”林亚男副院长说。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导师带上20名研究生,导师叫不上学生的名字并不稀奇,甚至有的学生直到论文答辩时才见导师第三四次面。这样的资源配比,怎么叫导师指导学生?况且,学生多了,导师有限,就容易产生导师依个人偏好顾此失彼,学生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厦门大学研究生退学事件都引人思考。对那些身处围墙外张望着围墙内的“考研大军”,对那些身在象牙塔的研究生群体,对那些即将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浪费数年的时间和教育资源,绝对不是一件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