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0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及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全面展开。同时研究中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基本历程；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理论界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下面就200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情况和新成果简述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理论成果及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2000年以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基本经验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等问题来进行的，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史阶段、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
2000年以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仍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在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有四大创举：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创造性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总结经验、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核心，通过细致的整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总结国内外经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目的，意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四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召开了以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七千人大会，力图扭转发展中的曲折反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1]
在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座历史丰碑，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第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第六，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2]
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党的指导思想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论断。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既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问题，也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江泽民在2001 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全面回顾和展望了两个80年（从1840年到1921年再到现今），两个100 年（从 1840 年到1949 年再到 21 世纪中叶），两个50年（从1949年到现在再到2050年），向全党阐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历史结论”，概括出“三条基本经验”。在这些概括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根本经验，阐述了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历史特点。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掀起了理论界新一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
为此，一部分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范畴和原则等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3]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指导实践、科学预见未来的强大功能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历史条件、问题焦点、认识对象、政治原则以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特点，这些特点使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有时代的前沿性。[4]
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这一基本原则，关键在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永葆这一活力源泉，关键在于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建设的基本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强固这一根本保证，关键在于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与创造精神紧密结合起来。[5]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必然环节，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从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磨合的过程，这就必须首先跨越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这道坎，即被中国民族文化所接受，才能转化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在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的过程中文化重构尤其重要。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入探索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中国先进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相容性、同向性，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寻找新的结合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6]
同时 2000 年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历程、基本经验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扩大，由纵向研究到开始注重横向研究、由注重代表人物研究到开始注重人物比较研究，这些新的研究视域更全面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
有的学者通过对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比较，认为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心路历程。认为陈独秀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首先要取决于其满足中国社会变革对理论需求的程度，它既要超越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必须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张力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必须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具体国情相联，对此李大钊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农民予以高度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正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7]
还有学者则从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认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很有启示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两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它参与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8]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全面展开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是 2000 年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热点。
2000 年 2—5 月，江泽民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期间，强调指出：“总结我们党 70 多年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能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 年 7 月 1 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集中全党智慧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党的十六大高度评价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并把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围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界掀起了新的一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潮。
理论界普遍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些学者认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新的卓越贡献：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不仅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而且对这一理论形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基本内涵、内容、体系，理论特色和理论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至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都作了深刻的阐明。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以高度的自觉，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全面推进，也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新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果和新的飞跃。[9]
有的学者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经验和创新精神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思想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发展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重要一环。[10]
一些学者则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贡献。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纪之交为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和难得机遇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如何一脉相承地把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验继承下来，如何使唯物史观在新世纪的发展真正创造出自觉按规律前进的新局面，如何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 21 世纪反映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美好愿望的坚强堡垒的问题，为夺取唯物史观的新胜利开辟了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唯物史观的三个基本原理综合为一个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11]有学者从哲学上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般哲学基础；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为标志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法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发展观的哲学基础。[1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领域
虽然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着研究的薄弱环节，或者说仍存在着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领域。
第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多向度研究。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但仅以此为向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不全面的。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该不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李达、艾思奇等人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等问题上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要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对其展开多向度的研究。
第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实现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研究。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对整个世界的独特理解方式结合起来，赋予其以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整合、创新，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深植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融入本民族文化之中。
第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世界历史的意义的研究，即加强把中国社会主义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同世界其他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当然我们不是主张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普遍化，而是希望各国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相结合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获得某些启迪，从而少走弯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结合新的实践，汲取新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要从与时俱进的高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挑战的；要从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要从当代社会实践中研究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项永远学不完、做不完、常做常新的永恒的研究课题。[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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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庄福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J]．理论前沿，2003，（23）．
[12] 梁树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13] 庄福龄．永恒的事业永恒的课题——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1）．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 年第 6 期
刘宏元邓春玲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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